第一品奈何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李煜《乌夜啼》

【壹】

不管朱棣即位后所授意撰写的《明实录》如何篡改，不可改变的是，他是由一个默默无名、不被朱元璋所宠爱的妃子所生。出生时正值陈友谅率军大举进攻应天，朱元璋忙于战事，应接不暇，对这个儿子并没有太深的印象和感情。

所有的皇子中，朱元璋唯一付出真感情悉心栽培的是太子朱标，他非常注重对朱标的教育。不单给他指派了当时的天下第一学者宋濂为帝师，更任命李善长兼太子少师，徐达兼太子少傅，这三位洪武年间的大才子组成一个相当强大的教育阵容，分别从学识见识、文韬（行政经验）、武略（军事经验）上给予朱标指导。

早在洪武十年（1377年）朱元璋已放手将很多政事交给朱标处理，并告诉了朱标处理国家大事的四字要诀“仁、明、勤、断”。朱元璋自知驭下极严，他有他的苦心，不惮把恶人做了，留一个铁桶江山给朱标。届时，朱标再以仁治国，搏一个万民拥戴，江山永固。

朱元璋把该做的、不该做的都做了。时辰一到，绝代强人也躲不过无常催命。他没有看错，朱标确实是一位值得信赖的继承人，他有着朱元璋所没有的仁慈，连他的儿子朱允炆也是个好人，如果条件允许，未必不是一个爱民如子的好皇帝。奈何，朱标死在朱元璋之前；奈何，年少的朱允炆身后有一位野心勃勃的燕王叔叔。

相较于同为庶妃所生却被朱元璋寄予厚望的太子朱标，身为四皇子的朱棣实在凄苦，是一个丢在朱元璋的儿子堆里也不容易被他爹想起的角色，下面有22个弟弟，上面还有三个哥哥。可以说，如果坐等皇位的话，一个个挨着数过来，也未必轮得到他。

自幼奔波沙场，在刀光剑影中长大的朱棣，跟随着洪武年间的名将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他习惯了腥风血雨，战争和权谋将他磨砺得心如铁石，城府极深。他知道，如果要赢得父王的器重，就必须要有过人的真本事。

为此他抛头颅，洒热血，深入大漠，远征元军，立下赫赫战功。奈何，在他的父亲眼中，他只是一柄镇守边陲的利器，可以用来靖边绥远，安邦定国，皇位却依然属于那个少不更事的朱允炆。

虎踞龙盘的应天，少年天子朱允炆尚未登上皇位，远在金戈铁马的北平，虎视眈眈的燕王已是杀机暗涌。

还有一件事迫在眉睫。朱允炆即位之初，身边的两位大臣齐泰和黄子澄已经开始建议建文帝着手削藩。此事的尴尬在于，不削藩则坐视藩王做大，削藩则藩王必反，这个锅是怎么端都烫手。削藩之事源远流长，前史可鉴。从汉朝开始，削藩之事必然导致朝野震动，汉景帝时引起七国之乱，唐宪宗时亦曾引起兵祸连连。

此事不是不可行，倘若在君权不稳的时候贸然动手，很可能得不偿失。建文帝虽然也不笨，但跟老谋深算的朱棣比起来，还是嫩了许多。他手下的两位谋臣跟朱棣手下的道衍（姚广孝）相比，韬略明显低了不止一个档次。在后来的靖难之变里，黄子澄屡出昏招，加剧了建文帝的失败，另一位被朱允炆倚重的齐泰也没强到哪里去。

我每每看到这一段，都会掩卷长叹——所谓书生误国，信矣！事后朱棣起兵正是打着“锄奸反正”、“清君侧”的旗号。

随着建文帝削藩之策大刀阔斧地进行，形势越来越紧迫。摆在燕王朱棣面前的选择只剩下两个——要么坐以待毙，要么放手一搏。

这是一条一旦开始就无法回头的路。

这是一个绝对的世界，成王败寇，仅此而已。没有模糊的边界，没有中间道路可循，对志在天下的人而言，要么成功，要么失败，不容逃避。

《千忠戮·惨睹》里有一支【倾杯玉芙蓉】：“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四大皆空相，历尽了渺渺程途，漠漠平林，垒垒高山，滚滚长江，但见那寒云惨雾和愁织，受不尽苦雨凄风带怨长。雄城壮，看江山无恙，谁识我一瓢一笠到襄阳。”

转眼间，血流成河，江山易主。人世间的翻天覆地、沧海桑田有时就在顷刻之间。这一支【倾杯玉芙蓉】写的就是燕王朱棣谋反之后，建文帝逃出京城，与追随他的大臣扮作一僧一道，隐姓埋名，辗转千里，一路目睹大臣被杀，内心极为惨痛。曲辞荡气回肠，又充满了无可奈何的意味。

对朱允炆来说，人生可不就是无可奈何么？天地间，其他的角色有很多，皇位却只有一个。叹只叹，他经验太浅，错用了书生；叹只叹，朱元璋精明一世，糊涂一时。他翦灭功臣，定下“藩王戍边”之策。他只相信自己的儿子。结果藩王势大，朱允炆无力弹压，削藩不成反失了皇位。

换言之，面对着朱棣这样志在必得的对手和周围那群不安于室的藩王叔叔们，朱允炆就是再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也保不齐会有江山失守的一天。

从被选定为皇位继承人的那一刻开始，他注定要面对这场无比惨烈的决斗，赌注是江山社稷、皇位尊荣。权位之争没有真正的公平，从他失败的那一刻开始，他是生是死，已经不再重要。

“靖难之变”这场宗室之战的过程和结果无须我再多言。历时四年，朱棣成功夺位，登上了皇位，改年号为“永乐”，不久便迁都回自己的根据地——北平。攻破南京城后，建文帝下落不明，有说是葬身火海，有说是隐姓埋名逃遁而去。有传日后永乐帝派郑和下西洋，有一个重要的秘密使命就是寻访建文帝的下落。

郑和，幼年因战争牵连成为“宫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名留青史的好宦官。他自幼随着明军南征北战，成为朱棣的随从。在“靖难之变”中，还叫“马三保”的他就曾在至关重要的一场战斗中准确判断出形势，看出建文帝方主帅李景隆的虚弱，提出攻击中军的建议，连破对方七军——因在郑村坝战役中立下大功，马三保被朱棣引为心腹，赐姓为郑，后来他为自己改名为和。

永乐年间，郑和肩负着朱棣的重托六下西洋，第七次的时候，明成祖已逝，明宣宗在位，在信息不便的当时，宣宗派郑和出使西洋的目的，已经不是寻人，而是将新君即位的信息，传达给邦交各国。

60多岁的郑和奉命再下西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最终死于归航途中。郑和之后，明朝的统治者再不关心航海之事。经历了随后的“土木之变”，山河动荡，国势由盛转衰，航海之事遂无人再提。

梁启超说，郑和之后，再无郑和。回想清朝的闭关锁国，后来甲午海战的惨烈，回望当初辉煌的时代，怎不令人扼腕叹息？

建文帝的时代结束了，大明朝的远航才刚刚开始，没有人可以料定朱允炆不如朱棣。可是结果只有一个，失败者要离场。

站在明故宫遗址前，仿佛听见历史的余音绕梁。一个时代的断章，未尝不可看作另一个朝代辉煌的序曲。在遥远的北方，新的都城正在崛起，并将伴随明清两代帝王数百年。

【贰】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说了这段前史，乃是为了说明朱棣夺位之后迁都北京，肇建紫禁城的因由。毕竟，朱棣不想生活在老爹的政治阴影下，身在旧都无疑是在随时随地提醒天下臣民不忘旧主，记起谁是正统。此外，从长远考虑，将国都定于北平，有利于安定边陲。

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南京是四大古都之中，与汉文化患难相共，休戚相关的都城。在南京建都的朝代国祚都不长久，此虽不乏迷信，却亦有一定的道理可言。

龟缩在南方，先天就有不足，一旦边境起事（朱棣自身就是个例子）就鞭长莫及。自古以来，就是从北方打进来容易，身在南边抵御难。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朱棣迁都的决策无疑是正确的，正是因为定都北平，明朝的国祚才如此长久。

他既是阴谋的篡位者，也是继往开来的开拓者。朱棣秉持的理念是：“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作为一个戎马一生的君王，他坚信自己的天下当仁不让要守好。

当年，朱元璋并没有把皇位传给他，他选择用自己的方式得到这一切。他战胜了无数对手，包括他自己。哪怕中途迷茫、胆怯，哪怕过程如此曲折、凶险，哪怕得到的代价是终身的孤独和警惕，他一样不悔当初。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这种至高无上的孤独和喜悦，就像叶孤城对魏子云说的，你不懂。

朱棣走到这一步，无可厚非。因为君临天下、江山在握才是他此生最大的梦想。以不义取天下，以义守天下。他将向自己的父亲，向天下人证明，向后代证明，他才是最适合主宰天下，君临万邦的人。

改朝换代，大举清剿了建文帝时代的旧臣，顺带连“削藩”的事也做了。朱棣自己因反抗“削藩”而起家，现在却坚定不移地奉行这一政策——可见“削藩”的成败关键不在于口号、立场，而在于实力。朱允炆未竟的事业在朱棣手中完成了，这也算历史的反讽。

历史虽然由胜者执笔，公道却长存人心，是非功过自有评说。

作为一个篡位者，不管朱棣如何为自己粉饰，名不正言不顺是免不了。初步稳定了统治之后，迁都、肇建新的皇城就成了势在必行的大事。

永乐四年（1406年），朱棣与近臣密议迁都，做相关准备工作，永乐十五年（1417年）开始着手营建。因有了洪武年间营建“明初三都”，南京吴王宫、临濠（凤阳）中都、南京大内三座宫殿的实践经验和教训。北京紫禁城的肇建更为出色，规格更高，礼制更完善。

紫禁城在肇建之初，就充分遵循了皇权至上，昭示天子承继天意正统的理念。《论语.为政》有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宫城的营建要“象天法地”，以显帝王之尊。天界以北极帝星为中心，紫禁城上应天帝所居的紫宫，以紫薇星象征天子。

整个紫禁城也是按照“紫薇正中”的格局修建。皇宫之外有皇城，皇城之外有内城，内城之外有外城。城内城，城套城，紫禁城（皇宫）居于北京城皇城和内城的中心，符合“择国（都城）之中而立宫”之礼。

此外，明朝在元大内后殿延春阁的位置上，用拆除元代宫城和挖掘紫禁城护城河的渣土堆填了一座镇山，名为“万岁山”，用于镇压元代的王气。明末崇祯帝吊死于此山上，清初更名为景山。

明代紫禁城的修建是与北京城的修建同时进行的。《周礼.考工记》中提出王城规划的基本思想是：“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

“天子居中而立”统摄四方，坐北朝南的紫禁城位于北京城中轴线正中。天上有上垣太微、中垣紫薇、下垣天市。太微垣南有三颗星，被视作拱卫紫薇垣的三道门：端门、左掖门、右掖门——与此对应，人间皇城亦有端门、午门，东西两侧设左、右掖门。

午门为其皇宫正门，呈“凹”字形，以聚生气。中间洞开三门，墩台上有阙楼四座，和正楼合称“五凤楼”。正楼九开间，进深五间，每一处细节都力图体现“九五至尊”的威严。

前朝的太和殿，象征着皇权的独一无二。后廷乾清宫和坤宁宫象征着日月乾坤，天地交泰。乾清宫东西两侧的日精门和月精门意味着日月争辉，东西十二宫，象征着十二星辰。十二宫后的亭台阁阕犹如星辰围绕。午门和太和门之间，有金水河蜿蜒穿过，象征着天上的银河。金水河自紫禁城的西北角流入宫中，流经宫中几座重要的宫殿，形成背山面水的风水格局。

除了风水的理念之外，紫禁城的布局还体现了许多儒家的原则，如周礼古制“五门三朝”。周围的建筑也严格按照“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原则兴建。

前朝，是指皇帝召见百官议政的地方，以奉天（太和）、华盖（中和）、谨身（保和）三殿象征外朝、常朝、燕朝；后市，是指皇宫后面，辟有宫市，每月逢四开市。左祖，是承天门（今天安门）、端门、午门中间的御道东侧建祭祀先祖的太庙；右社，是在御道的西侧建祭祀土地神、谷物神的社稷坛（在端门之右）。

此外，北京城内还有天、地、日、月坛及先农坛、蚕坛——为历代帝后祭祀天、地、日、月、农神、蚕桑的场所。

古人认为，天地万物皆分阴阳，遵循此道，则万事顺焉，万物生焉。基本理念为男为阳，女为阴；前为阳，后为阴；单为阳，双为阴。故而在紫禁城中，处理政事的前朝在前，帝王嫔妃生活起居的后廷在后。前朝三大殿，太和、中和、保和；后廷两座宫，乾清宫、坤宁宫，总数为五，亦符合单数为阳、双数为阴的原理。（交泰殿是后期加建的）

紫禁城主色是红和黄，象征皇权的不可侵犯，无可僭越，但亦有几处是例外。由于紫禁城内还有皇子居住，有几处建筑级别上要低一个等级，为红墙绿瓦。

位于紫禁城外东路、九龙壁正南的南三所是清朝皇子所居之处，殿顶皆覆绿琉璃瓦。乾隆年间，皇十五子颙琰（后来的嘉庆帝）居于南三所的中所长达二十年，颙琰的次子旻宁（后来的道光帝）亦生于此，长于此。嘉庆即位后，升中所为潜龙邸，改名撷芳殿。往后有道光帝皇长子奕纬，皇四子奕詝居于此。咸丰以后诸帝，因无子嗣，撷芳殿遂不再有皇子居住。

文华殿位于紫禁城外东南部，与武英殿对称，是明代皇太子出阁读书、皇帝出巡时，太子监国、皇帝病重时，太子视朝的场所。按“五行说”，东方属木，色为绿，表示生长，故殿顶覆绿色琉璃瓦。嘉靖帝入主紫禁城之初，因乾清宫在正德年间曾受火灾，尚未修整完毕，故先居于文华殿。嘉靖十五年（1536年）改做皇帝便殿，是皇帝召见翰林、举行经筵讲学的处所，殿顶又改覆黄色琉璃瓦。

明清两代，每岁仲春、仲秋，皇帝要择日御殿，经筵官在此讲书经之义，皇帝本人则撰写御论，阐发书义、经义，礼毕，赐茶赐座。明清两朝殿试阅卷也在文华殿进行。

此外，文渊阁是皇家藏书楼，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墙用青绿冷色，瓦用绿色剪边的黑色琉璃瓦。神武门内东西两侧原是章京护军值班所在，因位属北方，五行属水，所以也用黑瓦。

今日步入紫禁城，那映入眼帘、连绵不绝的红黄二色，在日暮的掩映下显得辉煌而苍凉，无不让人感慨万千。

过往数百年，无数人身陷其中，争名夺利，紫禁城就像一个注定的命局，看着无数人跋涉其中，劳碌奔忙。顷刻间翻云覆雨，风云变色。谁是主，谁为客？输赢得失，谁又说得分明？

陈寅恪有言：“读史早知今日事，对花还忆去年人。”可是，面对着广袤、寂静的紫禁城，它仿佛浩瀚的无边无际的宇宙，从建成以来便遗世独立。苍穹之下，众生沉浮；悲喜交集，沧桑变幻；人世得失，如何数算？对于命运的安排，我无法给出深刻的评价。

我清浅的笔触始终无法触及它的底蕴。这座孤城，对我而言，始终是个难以参透，却难以忘怀的旧梦。

【叁】

记忆从何处开始？

生命有着不同的形态。新的枝丫长出，老的枝丫死去，遵循着所有生命亘古不变的规律，辞旧迎新。历史似乎可以从任何地方开始。

在紫禁城里，有这样的一处地方，它是一个男人留给自己的私属。

宁寿宫花园。每当走到这里，我都会想起这位历史上为数不多的福寿双全的皇帝——爱新觉罗·弘历。

从秦始皇算起，中国历史上前后一共有八百多位皇帝，其中能够荣升太上皇并安然终老的并不多。历史上第一位享有“太上皇”尊号的是秦始皇的父亲秦庄襄王，但秦庄襄王是死后才追封。因此，从汉高祖刘邦奉自己的父亲刘太公为太上皇算起，到清高宗弘历止，活着成为太上皇的，满打满算不过区区15位。

作为太平天子，乾隆当政60年后将皇位传给第十五子颙琰，是为嘉庆帝。乾隆是既要安享富贵，又要大权在握的典型。他为自己归政养老后所规划修建的宁寿宫区，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修建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耗时六年时间才完工，宁寿宫区亦分前朝、后寝两部分。前朝以皇极殿为重心，前有皇极门和宁寿门，仿乾清宫的规制；后有宁寿宫，仿坤宁宫的规制。后寝区分为东、中、西三路，俨然一个微缩版的紫禁城。

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位于宁寿宫区的西北角的宁寿宫花园。乾隆因喜欢建福宫花园，希望归政之后依然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特命仿造建福宫花园修建了宁寿宫花园。

宁寿宫花园的造园水平超过了之前所建的建福宫花园，是公认内廷园林的精品。宁寿宫花园共有四个院落，布局精巧华美，衣食住行，怡情养性，无不考虑周详。园中建筑的题名，如“倦勤斋”、“符望阁”、“遂初堂”、“颐和轩”等，无不体现了他颐养天年、心满意足的姿态。

事实上，乾隆归政之后，并没有在宁寿宫居住。只是偶尔来此游憩赋诗，反而是慈禧太后在光绪亲政后曾居此多时，六十寿辰亦是在此度过。

乾隆25岁即位，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时，他已经85岁，依然精力旺盛。他宣称自己退位之后就到宁寿宫区养老。事实上，他退位之后，在“归政训政”的名义下，依然把持朝政不放，一直居住在养心殿，嘉庆帝只能住于毓庆宫，掌管一些祭祀、典礼等名义上的事，做了三年“儿皇帝”。直到乾隆死去，绞杀了和珅，他才真正掌握实权。

从历史上看，明帝比清帝昏庸，清帝比明帝会享受。明朝皇帝耽于逸乐，怠慢朝政，除了明武宗喜欢出京游逛之外，大多数龟缩于禁中不出，喜静不喜动。

而清朝皇帝，因其出身是关外游牧民族，性喜射猎，对于狩猎尤为重视，每年春天举行春蒐，当万物复苏之际，率领八旗将士前往南苑狩猎，于晾鹰台举行杀虎典礼。每年秋天会在塞外的木兰围场举行长达二十天的秋狝，行围习武论功行赏。届时，皇族亲贵、蒙古王公子弟、八旗将士无不奋勇争夺。大狩之事，一可保不忘满族尚武之风，二可对蒙古等族彰显国之军力，三可令久居京城的皇帝离开紫禁城，稍微放松自在一下。

狩猎之风，在康乾两朝最盛，嘉庆之后，由于国力渐衰和皇帝自身体质喜好等问题，遂不常行。

巡幸之事，亦是如此。康熙为治理河务漕运，笼络南边的汉族士大夫，曾六巡江南，祭孔子，亲谒明太祖陵。此举被乾隆效仿，他在最后一次南巡中，下令在杭州、扬州、镇江三地建文澜、文汇、文宗三座藏书阁，存放《四库全书》，准许文人借阅流传。

乾隆的巡幸之举，比起其祖，要铺张奢靡的多，不仅大肆修建行宫，还处处寻访名园胜景。圆明园中的安澜园、狮子林、曲院风荷，清漪园（颐和园）中的惠山园、玉泉山静明园中的竹垆山房等，都是乾隆巡幸之后，仿造江南名园所建。

清代的皇家园林之规模，数量要远远大过明朝，禁内有御花园、慈宁宫花园、建福宫花园和宁寿宫花园，和紫禁城毗邻的还有西苑，那里有宽阔的太液池（今之北海、中海、南海），可供游憩。

在京城的西郊，海淀西山一带，在辽、金行宫别墅的基础上，清帝兴建以圆明园为中心的宫苑，包括圆明园、畅春园、万寿山清漪园（今之颐和园，慈禧尤爱之，多次扩建，改称颐和园）、玉泉山静明园和香山静宜园，合称“三山五园”。当年那一带举目所见，尽为皇家所有。

从康熙朝到咸丰朝，皇家园林已成为皇帝日常生活和实际处理政务的地方。每年的隆冬季节，帝后暖居宫中，等正月举行过庆贺、祭祀等典礼后，即离宫赴京西诸园，除却必要的典礼、祭祀需回宫之外，皆长居园中。康熙爱畅春园，雍正喜圆明园，咸丰尤爱避暑山庄（驾崩于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

到盛夏六月前后，清帝率宫眷前往避暑山庄，再往木兰秋狝。九月中旬秋狝结束后，或回宫中，或回京西诸苑。十一月初，再正式返回宫中。清帝对京西诸园感情很深，直至晚清同治年间，同治皇帝还曾起意要重修被八国联军焚毁的圆明园，而甲午海战的失败，亦与慈禧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导致军费空虚有关。

与乾隆帝退位之后的养尊处优相比，因“土木之变”而失去帝位的明英宗朱祁镇被尊为太上皇之后际遇凄惨，简直连普通的囚徒都不如。而明英宗之所以落到如斯境地，追根溯源，还要从一场战争，从明朝与蒙古的积怨谈起。

元末之时，朱元璋提出的口号就是“驱除胡虏，恢复中华”，明朝建立之后，一路向北远征，硬是将元朝残部打回草原，龟缩在大漠深处。自明朝开国以来，双方经历了无数次战争。

昔日强盛的蒙古帝国一分为三：蒙古本部鞑靼，占据着蒙古高原，由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黄金家族）统治，属于蒙古正统；瓦剌，占据着蒙古西部，又称作西蒙古，明初首领猛可帖木儿死后，瓦剌由马哈木统领。

明朝初年，纳哈出投降，兀良哈三卫被收编为“朵颜三卫”，归宁王朱权管辖。这支外聘的蒙古骑兵战斗力极强，成为明军的精锐部队，后来在“靖难之变”中立下大功。朱棣对其进行封赏，允许他们与明朝互通贸易。“朵颜三卫”长期占据着辽东一带，向明朝朝贡，听从明朝的指挥。

无论是战是降，蒙古人好战善掠的天性不变，对明朝的威胁始终存在。鞑靼衰落之后，瓦剌趁势崛起。强悍无比的朱棣亲率大军，远征瓦剌，一战打出数十年的和平。

朱棣不辞辛劳，南征北战，为即将到来的“仁宣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外部基础。此外，他深具识人之明，为子孙留下难能可贵的人才，明朝历史上最著名的“三杨”内阁，正是在永乐年间接受磨砺、历练，从而登上历史舞台。

紫禁城是永不会太平的。永乐年间嫡位之争的惊心动魄，完全可以当成教科书来看，精彩不逊于康熙末年的“九王夺嫡”。太子朱高炽体形肥胖，身有残疾，却生性仁厚。朱高煦相貌英俊，能力出众，精于权谋，一心想取而代之。

当时朝野之中，文臣支持朱高炽，武将偏向朱高煦，两派斗得难分难解。朱高煦使尽心机，太子党一度大受打击。最终，得意忘形、过于跋扈的朱高煦失宠失势，朱棣经过长期的思想斗争，最终依然选择了立长子朱高炽为皇太子，是为明仁宗。

每次走到文华殿前，我都会不由自主地升起一股浓重的怜悯。自来太子不易做，做好了容易招忌，做不好容易招骂。古来太子，若摊上个强势老爹和虎狼兄弟，想善终都难。说是国之储君，实则有名无实的活靶子。老爹不放心你，兄弟惦记着你，大臣们审时度势应酬着你。朱高炽做了二十多年的太子，地位几度岌岌可危。他谨言慎行，忍辱负重，好容易熬到老爹驾鹤西游，他当了不到一年的皇帝也蒙主恩召。

朱高炽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仁厚之君。他不负黎民，不负那些支持他的贤臣们的厚望，不负“仁宗”庙号，史载“在位一载，用人行政，善不胜书”。可惜的是，他在位仅十个月。

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二十九日，朱高炽猝死于宫内钦安殿。留下遗诏：“朕既临御日浅，恩泽未浃于民，不忍重劳。山陵制度务从俭约。”他的儿子朱瞻基尊重了他的意愿，仁宗的献陵，确实是明十三陵中最简朴的。

明宣宗朱瞻基自幼被祖父寄予厚望，很大程度上因朱棣对他的器重和喜爱，稳固了他父亲朱高炽的太子地位。而朱瞻基即位之后承其父志，种种作为，的确是一位值得称道的好皇帝。

由太祖开国，到成祖守业，再到“仁宣之治”，历时60年，明朝终于达到其统治前期的鼎盛时期。时“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史家将其比之周朝的成康之治和西汉的文景之治。朱高炽、朱瞻基父子治国安民，励精图治，实在功不可没。

转眼到了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那一年，战端再起。

明英宗朱祁镇在太监王振的怂恿下，亲征瓦剌。一头精明善战的猛虎，力图光复元帝国的枭雄，遇见一个突发奇想自不量力的奴才，这一战的悲剧从开始早已注定。只是，可惜了那些无辜陪葬的亡魂。

可怜永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由于王振令人发指的愚蠢和无知，加上坚持不懈的犯错，20万（号称50万）明军全军覆没，随同出征的50余位大臣战死，英宗也被瓦剌俘虏，史称“土木之变”。大明朝文臣武将精锐损失殆尽，明朝开国以来的数朝积累，毁于一旦。这一场惨败影响深远，很多历史学家甚至将其看作明朝由盛转衰的分水岭。

虽然朱元璋曾颁下严旨，立下太监不得干政的规矩，但实际操作起来却事与愿违。为了平衡皇权与相权，皇帝不得不借重身边最亲近的群体——宦官。

从洪武年间开始，就已经有一些宦官在宫外执行任务。到了永乐年间，因为“靖难之变”的缘故，皇帝与宦官之间的联系加深。宦官的任用较前朝更加普遍，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七下西洋的郑和。

到了宣德元年（1426年），明宣宗在内府设置内书堂，教授太监读书识字，此举的初衷是因为政务实在过于繁重，皇帝毕竟精力能力有限，不能个个是劳模，需要宦官来当帮手——“批红”。不过在王振出现以前，在位的皇帝精明能干，政治经验丰富，宦官“犯法辄置极典”，故而并未形成宦官专权的局面。由此可见，宦官势力能否壮大，跟皇帝自身有莫大关系。

到了英宗朝，出了个王振。初期由于太皇太后张氏的威吓挟制，历仕四朝的“三杨”在朝辅政，王振尚且不敢轻举妄动。随着太皇太后逝去，“三杨”年老体衰，相继离职去任，王振“狡黠得帝欢”，深得英宗宠幸，渐渐大权独揽，在朝中网罗党羽，安插亲信，“遂跋扈不可制”，终因其贪渎，引起贸易争端。瓦剌兴兵来犯，王振贪功好胜，酿成“土木之变”。

可以说，王振是个开创历史的人物。他开创了明朝太监干政专政的局面，一手造成了“土木之变”。祸国殃民，这厮做到了！抛开国家荣辱不谈，但就葬送了20万人命，他就万死不足以赎其罪。在他之后，明之阉祸一发不可收拾。宪宗时出现了汪直、梁芳，武宗时冒出了个刘瑾，天启朝就有了空前绝后的魏忠贤了。

其实太监专权擅政之祸本质原因是建立在皇帝的信任与放任之上。清顺治帝鉴于明朝太监弄权专政之弊，不仅大大缩减了太监的数量，更严格控制他们的地位和权限。

顺治十二年（1655年）六月二十八日下谕：“中官之设，虽自古不废，然任使失宜，遂贻祸乱。近如明朝王振、汪直、曹吉祥、刘瑾、魏忠贤等，专擅威权，干预朝政，开厂缉事，枉杀无辜，出阵典兵，流毒边境，甚至谋为不规，陷害忠良，煽引党类，称功颂德，以致国事日非，覆辙相寻，足为鉴戒。朕今裁定内官衙门及员数执掌，法制甚明，以后但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嘱托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否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特立铁碑，世世遵守。”

顺治传令工部铸铁碑立于十三衙门。（清初设内务府管理皇族事务，顺治十一年裁，置十三衙门，至十八年裁，仍置内务府）以后，将此碑立于内务府所属院、司公署，起到震慑之效。在内廷的交泰殿也立有这样一块铁碑，提醒帝后远离宦官。

有鉴于此，清朝宦官为祸的现象比明朝大为改观。晚清虽然管制放宽，出现几位著名太监安德海、李莲英、小德张，权倾一时，作威作福，但他们的影响跟明朝的权宦相比还是有云泥之别，只不过是较为受宠的奴才而已。

明清两代太监多出于直隶（河北）一带，非家境贫寒，走投无路者，不愿做此非人之举。太监入宫后受敬事房管制。新太监要拜有地位的太监为师，学习在宫中当差的礼节规矩。内廷每座宫殿都有数量不等的太监侍应，负责管理本宫殿的陈设和洒扫，随时听候传唤，承应各种差使。

太监们平素居住在宫殿旁边矮小的值房中，晚间轮班坐更。除了犯错会受皮肉之苦，清宫内务府慎刑司对太监的逃亡、自尽都规定了严格的惩治制度。在宫中当差，大多数太监都命途悲戚，到老来，处境凄凉，难以善终，飞黄腾达者为极少数。

这个紫禁城中人数最庞大的群体，实质上至为可怜。

如脚下的青砖一样，他们在入宫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决定了被人践踏的命运。

【肆】

很明显，这世上懂得奇货可居的不止有吕不韦。明英宗遇上的蒙古人同样深谙此道。说起来，20岁刚出头的朱祁镇虽然受小人蛊惑，犯下几乎不可挽回的大错，但他并不是个窝囊废。他被俘之后气度从容，镇定自若。他奇妙而独特的个人魅力，让他在当俘虏的日子里，也没有受到非人的侮辱。

朱祁镇的性命暂时保住了，可彼时的大明朝不啻天塌地陷。一个死太监策划的一场莽撞的亲征，让老祖宗攒下的家底没了大半，皇帝被俘虏了。（死了倒还好，断了后顾之忧，大家再想对策。）由于王振出征之前带走了全部的明军精锐，此时京城剩下的都是些老弱残兵。瓦剌大军即将兵临城下。

亡国的阴影真实地笼罩在众人头上，朝臣们心慌意乱。有人提出南迁，保住半壁江山也比玉石俱焚要强。这种想法，在北宋靖康年间也曾出现过。宋室南渡的后果，无须我再赘述。

只要试想一下，当年北宋王朝面对外族铁骑的惊恐，就可以想象出遭遇国难的明室有多艰难！宋室还有皇帝在位，大明朝的皇帝却已经沦为敌方的人质；宋室还有民心可依仗，明朝却刚刚遭遇了一场心有余悸的溃灭，人心涣散；而今日明室面对的蒙古铁骑兵兵力远强于当年的金兵。

更重要的是，明朝从“仁宣之治”的繁华鼎盛陡然跌落到“土木之变”的仓皇，20万人化作劫灰。巨变之下的怆痛，对这些曾经自信满满的，自称天朝上国的人而言，是何等的幻灭！

人心惶惶的关键时刻，时任兵部侍郎的于谦挺身而出，力排众议，力挽狂澜。救国家于危难，扶大厦之将倾。于谦不是匹夫之勇，历史证明，他不仅有这样的志向，也有这样的能力。

从某种程度上说，在那个特殊时期，是于谦挽救了大明的国运，堪称国士无双。

国不可一日无君。为免受制于人，绝了瓦剌人以英宗要挟大明之念，于谦和众大臣迎立郕王朱祁钰为帝。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九月六日，英宗的弟弟、代理监国的郕王朱祁钰即皇帝位，改年号为景泰，是为代宗。与此同时，23岁的朱祁镇“荣升”太上皇。

城外，铁骑嗒嗒，剑锋所指，意在大明。

终于，还是到了图穷匕露的时刻，拔剑相向吧！

决一死战，保家卫国——除此之外，绝无退路。

京城守住了！人质失效了！瓦剌傻眼了！皇帝也可以过期作废的？如意算盘落空了！本来还打着长期敲诈勒索的主意，现在偷鸡不成蚀把米。真是郁闷啊！

也先无奈求和，一年之后，“太上皇”朱祁镇被放回。没有百官相迎，没有百姓跪拜，没有仪仗，没有礼数。只有两匹马，一顶轿子。迎接朱祁镇时，场面无比的冷清和冷淡。

在全军覆没，被瓦剌俘虏的时刻，朱祁镇以为是绝境……在被瓦剌挟持叩关，在烽烟战火中流离的时候，他以为是绝境……在被明朝放弃，在塞外吞风咽沙的时候，他以为是绝境……可是，一次次地濒临绝境，朱祁镇悲哀地发现，命运对他的调戏和给予他的考验远未结束。

他从未放弃过归国的信念。孰料，等他回到北京，回到紫禁城，才是真正的身陷绝境。

仅仅时隔一年，再见紫禁城，再进紫禁城。去时他是一国之君，归来他已分文不值，成为这天底下最多余的人。这种身份和心境的落差，足以摧毁任何一个人。悲哀的是，朱祁镇只能默默接受这种变化。因为，这一切的变故都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

最悲哀的是，除了接受现实和忍耐，他不能做任何事。最最悲哀的是，没有人来告诉他，这种绝望的煎熬，会持续到何时，也许直到死才能解脱。

“太上皇”的回归是令人尴尬和不安的。当年的“代理监国”现在成了代宗。有道是，天无二日，国无二君，朱祁钰对朱祁镇的归来报以极大的戒心和敌意。他无意交还帝位。

面对王位的诱惑，古时的兄弟贤者相信人格信念高于一切，争相推却不就，不是离家出走，自谋生路，就是结伴隐居，老死不被政治左右，他们神圣高洁的品格可以被奉为传说。可惜大多数人做不到，已经尝到皇权滋味的朱祁钰更难有那样的高风亮节。

更何况，他有非常名正言顺的理由：朱祁镇被俘之后的烂摊子是他收拾的，凭什么这个闯了滔天大祸的人回来还能做皇帝？留他一命就已经仁至义尽了！肯接他回来，已经很念兄弟之情了。

如果不以道德来绑架他，设身处地想想，朱祁钰有这样的想法实在是太正常了！甚至无可厚非！毕竟，皇位不是可以分的家产，兄弟之间好商量。这是天地间唯一的东西，没有商量的必要和余地。

代宗认为英宗的存在始终是个威胁，于是将其软禁紫禁城东南角（今南河沿、南池子一带）的洪庆宫（南宫），并把大门的锁灌上铅水。为防有人跟英宗联系，他命人将南宫的树全部伐光，周围加派锦衣卫看守。英宗的食物从一个小洞送入，还时常被克扣，英宗的钱皇后不得不像民妇一样靠做些针线女红，托人换一些生活用品补贴生计。

钱皇后是个贤德、忠贞的女子，是这紫禁城里矫矫不群的异数。她对明英宗的感情令我感怀唏嘘。在等待朱祁镇回来的日子里，她日夜忧念，哭瞎了一只眼睛，瘸了一条腿。朱祁镇回来之后，她陪着他幽居于南宫，患难与共。

宫闱之中从来不缺心机、诡诈、纷争、背叛，这种戏份，六百年来已经上演了太多。然而，不是每个女子都为权欲所迷、所困的。钱皇后用她的坚贞证明了，这世上一定有人，有一种感情，是无惧患难，无惧分离，无惧名位和机遇变换的。这个世界上，会有比权位、金钱更珍贵的东西。

我爱你，这就够了。

你在这世界上，我们相爱，还能相守在一起，就是最值得感恩的事。除此之外，别无所求。

朱棣迁都北京后，在皇城的东西两侧规划了两处皇家园林，西侧是以太液池（即今北海、中海）为核心的“西苑”，东侧称为“东苑”。当年永乐帝因宠爱其孙朱瞻基，立其为皇太孙，在东苑内修建供其居住的宫殿。朱瞻基即位后，对东苑进行扩建，作其“龙兴”之所，号“南内”，又称“小南城”——这就是南宫的起源。

“小南城”始建于永乐，兴于宣德。昔日父亲的龙兴之地、风光无限的宫苑，成为朱祁镇的梦魇之所。他被幽囚于此，长达七年之久。

记忆半睁半闭着眼睛，中间隔着漫长的分离和纷杂的世事。独自度过太多时光，沉默和隐忍已成为一种习惯。大明朝的弃子，蒙古人的俘虏，他在两个世界里都是孤独的人。

景泰年间发生了“金刀案”，朱祁镇险些被牵连。这现实太过破碎，他已经甚少有梦，那个温情脉脉、万人拥戴的时代一去不返。

景泰三年（1452年）五月，代宗废英宗之子太子朱见深为沂王，册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废黜反对易储的汪皇后，册立朱见济之母杭氏为皇后。唯有如此，他才能安心地坐在自己的皇位上。

景泰四年（1453年）朱见济夭折，史称“怀献太子”，代宗再无其他的儿子，大臣上书复立朱见深为太子，代宗以自己尚在壮年拒绝。

身处南宫的朱祁镇对外界发生的一切无能为力。他尝尽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目睹曾经亲密无间的弟弟，为了牢牢掌握权力，无所不用其极地对付他，比俘虏他的瓦剌人还狠。

经过多年的磨砺，朱祁镇终于清醒地认识到，皇权斗争的残酷在于只有失败者，没有弃权者。

他孤注一掷，带着近乎绝望的坚决。

也是他命中还有转机。七年之后的景泰八年（1457年），代宗病重，“太上皇”朱祁镇在文臣徐有贞，武将石亨、张軏，宦官曹吉祥等人的帮助下，发动宫廷政变，重登帝位，改年号为天顺，再次册封儿子朱见深为太子——史称“夺门之变”。

据说，在内廷的代宗听闻“夺门之变”后，含笑只道，好！好！好！

是否他也释然了？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你也做了你应该做的事。天道好还，谁也不欠谁了。这兄弟相争，情意灭绝。要叹，只能叹一句，奈何生在帝王家。投生紫禁城的那一刻，人生已被绞杀。

事成之后，朱祁镇将朱祁钰废为郕王，以彼之道还之彼身，将其软禁于南宫。奄奄一息的朱祁钰，不久死去，死后按亲王礼下葬于北京金山口藩王墓地。换言之，朱祁镇并不承认弟弟的皇帝名位。

作为两朝天子，朱祁镇复位后，将曾软禁过自己的小南城进行了重新整修，增建、改建了大量殿宇，使南内成为与大内（紫禁城）、西内（西苑三海）并称的皇宫“三大内”。

若能看破繁华背后的疮痍，就会知晓，凡所有的，必将失去。一切的争斗，所有的欲望，只不过是梦中人追梦而已。

英宗在除掉帮助自己复位的一干人等后，已然心力交瘁，于天顺八年（1464年）驾崩。太子朱见深即位，改年号为成化，是为明宪宗。

我想象着，命到终点的他，独自一人，抬眼望去，紫禁城站在缭绕的雾气中，早晨的宫禁是如此空旷，却有着无形的逼压。

它坚韧缓慢的韵律，没有任何一位闯入者可以体会。除非，你与它休戚与共，早已浸淫在它的节奏中，成了习惯。

是的，朱祁镇自幼成长在此，无比熟悉这里。熟悉它的辉煌和沧桑，熟悉它的荣耀与残酷，熟悉到呼吸都会有血肉相连的痛。

他经历了无数患难波折，拿回了属于自己的一切，看似至关重要，可又有什么真实的意义呢？

在位22年，他的生命就像角楼余晖，来日无多了。所谓皇图霸业，不过是过眼烟云，只剩旧事沧桑，唏嘘不断。

他这一生，一朝俘虏，七年囚犯，两朝天子，起伏跌宕，堪称传奇。用庸才，杀忠臣，诛奸佞，是非虽分明，对错却难清。

这一生，除了孤独，还是孤独，除了倦累，还是倦累。或许，在朱祁镇阖目的那一刻，他会明白，这场皇位之争，有输赢，有胜败，有得到，有失去，却没有真正的胜者。

那些真正胜出，留在历史中为人忆念的人，往往不是帝王，而是胸怀天下的勇者、仁者。譬如，有功于世却被冤杀的于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