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

我以前写起小说来没有这么多顾虑。称之为小说，只是因为我不知道还能叫它什么。我没有多少故事可讲，到结尾时也无关什么婚丧嫁娶。人死了便一了百了，故事的大结局同样如此，而婚配倒也能恰如其分地给故事收尾。老于世故的读者对此不屑一顾是欠妥的，因为大团圆可是惯常的安排。普通人天生的善心会使他们相信，这样一来该说的也都说了。不论其间有何种你喜爱的悲欢离合，有情男女还是终成眷属，此时他们的肉身已功德圆满，他们的志趣又传递给了即将到来的下一代。然而我却会让读者不得安生。这本书集录了我对一个人的回忆，而我也只是间或与他有些近距离的接触，在这其中的间隔里他有哪些遭遇我也知道得极少。我想凭着杜撰倒也能煞有介事地填补上其中的空白，让叙述更加连贯，但我无意于此。我只求写下我所知道的事情。

多年前我写过一篇小说《月亮和六便士》，用名画家保罗·高更作为主人公，还设计了一系列情节来描画该人物。我对这位法国艺术家了解很少，于是就根据那些为数不多的材料虚构着故事。在本书里我就不打算这么做了。我什么也没有虚构。其中有些人物尚健在于世，我就给他们另取了名字以避免尴尬，并想方设法保证不会有人认出他们。我写的这位不算什么名人，或许他永远不会出名；或许生命终结时，他在尘世的耽留不会有任何痕迹，如同投石入河时水面的涟漪转瞬而逝。我这本书，假如还有人读的话，只能凭其或许存有的内在意趣。不过他为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可能使他性格中那股子奇异的力量以及可爱之处对世人日渐产生影响，从而在他离世之后很久，人们也许意识到在这个时代里还曾有过这么一位非凡之士。到那时候，人们对我写了谁就恍然大悟了，想要略知其早年生活的人或也可以得到满足。我认为敝书纵有诸般不是，但对于日后为我这位朋友立传的作家而言，仍可作为有用的资料来源。

我不愿佯称所记下的谈话内容是一字不漏的记录。不论在什么场合我都不会做笔录，但是对于我关注的事情我能记得很清楚。尽管以自己的语言转述，我相信还是忠实于原话的。刚才我自称什么也没有虚构，现在则要更正一下。对于我没有听到也不可能听到过的言词，我自作主张地让笔下的人物说了出来，而这也是自希罗多德以来的史学家们所得心应手的。我这么做也出于跟史学家们同样的原因：让本来单凭记述、了无趣味的场景生动活泛起来。我希望自己的书有人翻阅，有可读性，为此我自认为这么做无可厚非。倘若聪明的读者一眼看穿并加以指摘，那也完全是他的自由。

另一个让我动笔时带着点儿顾虑的原因是，我所涉及的人物大多为美国人。了解人是很困难的事情，而我觉得除本国同胞外，其他异域之辈根本无法理解。人不仅是其自身，也代表着其出生的地区、他们蹒跚学步的城市公寓或农庄、孩提时玩的游戏、不经意听到的无稽之谈、吃的食物、上的学校、喜欢的运动、读的诗，还有信奉的神。正是这些共同点塑造了他们，而你没法道听途说地理解这些，只有生活于其中才能明白。只有成为他们的一员你才能懂得他们。除了观察，你无法了解外国人，因而要在书中还原出他们的真实性的确不容易。即便如亨利·詹姆斯这样观察细致入微、长居英伦四十年的人，也未能创造出一个道地的英国人形象。而我除几个短篇小说外，从不涉足国人以外的描画，短篇中的斗胆尝试也是因为在这样的文体中可以较为简略地处理人物。你可以提示给读者宽广的空间，由他们自己去填补细节。可能有人会问，既然我能把保罗·高更变成英国人，那何不在此书中如法炮制呢？回答很简单：我做不到。那样一来他们就不是原先的他们了。我不想装模作样地说他们就是原汁原味的美国人，如同美国人看待自己那样的；他们只是一个英国人眼里的美国人。我并不谋求复制出他们的言语特性。英国作家这么做往往导致糟糕的后果，能与之相提并论的也只有美国作家复制的英国人说的英语。俚语就是个很大的陷阱。亨利·詹姆斯在他的英国系列小说里用了很多，但总没有英国人用得到位，于是并没有产生他所追求的口语化效果，反倒让英国读者感觉颇不自在。

2

一九一九年我在去远东时正巧途经芝加哥，出于与本故事无关的原因我在那儿停留了两三个星期。我刚刚成功推出一部小说，为此我一到芝加哥便被约了访谈。次日早晨我接到了电话。

“我是埃利奥特·坦普尔顿。”

“埃利奥特？我以为你在巴黎呢。”

“不是的。我正好来看望我姐姐。我们想今天请你过来共进午餐。”

“我很乐意。”

他留了时间和地址。

我认识埃利奥特·坦普尔顿十五年了，此时他应是五十八九岁的光景，身材高大，举止优雅，相貌堂堂，一头浓密的波浪黑发，几抹渐现的斑白更增添了外表的不凡。他一向穿着考究，日常服饰在“夏尔凡”购买，而正装及鞋帽则要到伦敦置办。他在巴黎左岸时尚的纪尧姆大街拥有一套住房。不喜欢他的人说他是做投机买卖的，但对该指控他一概愤而拒斥。他不乏品位和知识，也不讳言早年定居巴黎时，曾给求购名画的有钱收藏家出谋划策。他通过人脉关系打听到某潦倒的英国或法国贵族准备变卖顶级画作，便很乐于助其牵线美国某博物馆的主管，因为他碰巧知道这位主管正在寻求这样一位大师的这样一幅杰作。法国有众多古老的家族，英国也有不少，他们出于情势所迫不得已出售一件布尔的签名作，或是齐本德尔本人打制的书桌，又希望不要闹出多大的动静来。于是他们很高兴结识这么一位举止无可挑剔的饱学之士，并把交易托付给他悉心打理。人们自然会推断埃利奥特从中拿了好处，有教养的绝口不提，没口德的则到处说他家里的所有摆设都待价而沽，说他请有钱的美国人来享用美酒大餐，几幅名画便随后不见了踪影，或是一件镶花衣柜变成了普通的喷漆柜子。要是问起如此稀罕的东西是怎么不在的，他会一本正经地解释道，那配不上他的品位，于是换了件更精致的。他还补充说总盯着同样的东西看会很乏味。

“NouautreAméricain，我们美国人，”他说，“喜欢变来变去。这既是我们的弱点也是我们的优势。”

定居巴黎、自认为了解他的一些美国女士说他家底其实很薄，他能过得这么风光完全是因为总能精打细算。我不清楚他有多少钱，但他那有着公爵头衔的房东向他收取的租金可不少，家里的陈设也是价值不菲。墙上挂的均是名家画作：华托、弗拉戈纳尔、克劳德·洛林等等；镶木地板上铺着华丽的萨伏内里及欧比松地毯，而客厅里还摆放了一套路易十五时期的petitpoint，那种精美或许只能属于蓬帕杜夫人，而他也正是这么宣称的。不管怎样，他足以维持他所认为绅士应有的体面生活，而不用为生计奔走，至于过去的那些手段还是不提为宜，除非你不想跟他交往了。没有了衣食之虞，他便投身于自己最有热情的事业，即社会关系的经营。与英法穷酸贵族的生意往来使他早年初到欧陆时就站稳了脚跟，也成为他结交权贵的介绍信。对于收到他信件的那些美国名媛而言，他的家世颇有些分量：来自弗吉尼亚的古老家族，追溯其母亲先祖，曾有参与签署《独立宣言》者。他广受青睐，为人聪明，精通跳舞、射击，还是个优秀的网球手。他能够为任何一次聚会增色。他从不吝惜鲜花和昂贵的盒装巧克力，尽管他很少请客，但只要做了东就一定会别出心裁，让人满意而归。贵妇们很乐意受邀去苏豪的波希米亚风格餐厅或是拉丁区的小酒吧。他随时准备助人一臂之力，总是有求必应，无论那是多么烦人的事情。他花了很大力气来博得半老徐娘们的欢心，于是很快便成为众多深宅大院里的amidelamaion，即家庭宠儿。他把和蔼可亲做到了极致；假如你措手不及，情急之下临时安排他坐在一位无趣的老太太旁边，他也总乐于从命，你可以指望他打趣逗笑，因为他深谙此道。

两三年后，他便在伦敦和巴黎打开了局面，结识了一个美国青年所能认识的所有人物。他定居巴黎，并赶在社交季的尾声，于初秋时节将伦敦城外的大户人家逐个拜访了一轮。原先介绍他进入社交界的女士们惊奇地发现，他的朋友圈已如此之宽广，不禁百感交集。她们一方面欣喜地看到，这位曾栖身她们羽翼之下的年轻人已大获成功，另一方面也略感不快，因为某些与她们自身只有面上往来的人，他也能混得很熟。尽管他仍然乐于助人且帮助得很到位，但她们还是不安地意识到，自己成了他向上攀的踏脚石。她们担心他势利。而他当然很势利，势利得彻头彻尾，势利得寡廉鲜耻。只要能受邀去一个他渴望的酒会或者能与某名头响亮、家底深厚的倔老太攀上关系，什么样的侮辱他都可以承受，什么样的回绝他都可以不顾，什么样的无礼他都能忍耐。他百折不挠。他锁定的猎物一定要捕捉到，就像一位坚毅的植物学家为了找到稀世兰花品种，可以置洪水、地震、高烧及心怀敌意的土著人而不顾。一九一四年的战争给了他最终的机会。大战爆发时他加入了救护队，先在佛兰德服役，后转至阿戈讷；一年后回来时他的衣服扣眼里多了一条红绶带，凭这个在巴黎的红十字会站稳了脚跟。此时他的手头已经很宽裕，在权贵们捐资筹款时他也能慷慨解囊。他总能运用优雅的品位和组织天赋来助推慈善活动，并获取很高的美誉度。他加入了巴黎两家门槛最高的俱乐部。对于法国顶层社会的妇人而言，他就是cecherElliott。他终于达到了目的。

3

初遇埃利奥特时我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作家，他丝毫没有对我加以留意。他总能记住每张见过的脸。所以偶尔遇见时他还是会很和蔼地与我握握手，不过无意深交；假如我，比方说在剧院，看见他和身份很高的人物在一起，那么他是不大容易看见我的。后来我作为剧作家进步神速，就很快意识到埃利奥特对我更热乎了。一天我接到了他的便笺，邀我去克拉里奇酒店的午餐会，那是他在伦敦时的住处。聚会规模不大，规格也不算高，我的想法是他在掂量我的斤两。但此后，由于我的成功让我结交了很多新朋友，我也开始与他更频繁地接触。不久之后我于秋季去巴黎待了几周，在一个共同的熟人家里遇见了他。他问了我的住所，没过一两天我便又应邀跟他共进午餐，这回是在他的寓所；我到达时很吃惊地发现这次可是名流荟萃了。我暗自发笑。我明白他对社会关系有着精准把握：在英国社会里我一个作家不足为奇，但在法国，作家只因身份是作家就能有不俗的声望。我的情况正是如此。在接下来的年月里我们的关系相当密切，但从未发展到朋友的程度。我很怀疑跟埃利奥特·坦普尔顿做朋友的可能性。他只对人的社会地位感兴趣。要是我凑巧去巴黎或是他来伦敦，他就不停地请我赴会，那些场合多半是他需要另有陪客或不得不接待一拨儿欧游的美国人。我怀疑他们之中有些是他的老主顾，有些则是带了介绍信的陌生人。他们就是他生活中的过客。他觉得总应该要招待一下，又不愿意动用自己的权贵朋友。最能打发他们的是带他们吃顿饭，看场戏，但这也常常很不容易，因为他已经提前三周都跟人约满了，而且他也隐隐感到即便那样安排了也差强人意。而我只是个人微言轻的作家，他可以毫不在意地对我大倒苦水。

“美国人写介绍信太随意了。倒不是我不乐意见介绍过来的人，而是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要带他们去烦扰我的朋友们。”

作为补偿他会送出大捧大捧的玫瑰花以及大盒装的巧克力，但有时候他这么做还不够。适逢此类场合他便邀我参加他组织的酒会，尤其在跟我发了那么多牢骚后，更显得此举有些可笑。

“他们迫切地想见你，”他写信恭维道，“某某夫人可是饱读诗书的，她看过你写的每一个字。”

接下来某某夫人便告诉我她是多么喜爱我写的《佩林先生和特雷尔先生》，还就剧作《软体动物》向我道贺。这其中前一部的作者是休·沃波尔，后一部则是休伯特·亨利·戴维斯的作品。

4

假如我留给读者的印象是埃利奥特·坦普尔顿充其量不过一小人，那么这就待他不厚道了。

首先他是那种法语称作erviable的人，据我所知，英语中还找不到完全对等的词。字典中“erviceable”作“乐于助人、和蔼可亲”之意的用法已经相当老旧，用来形容埃利奥特倒很合适。他为人大方，尽管在早年曾出于隐秘的动机而撒出大把鲜花、糖果及礼物，但当事情过去已无必要再慷慨解囊时他仍会继续。馈赠使他愉快。他很好客。他的厨师不比巴黎任何一位逊色，在他的餐桌上你满可以放心，定能吃到当季最新鲜上市的珍馐。他的红酒也是其评判力的明证。诚然，他挑选宾客是考虑其社会影响力而非是否适合做伴，不过他也留意邀请至少一两位擅长搞笑逗乐的，于是他的酒宴几乎总是趣味盎然。人们暗地里嘲笑他，指其不过一鄙俗势利小人，可却又欣然接受他的邀约。他的法语纯正，口音无可挑剔。他下了很大功夫学会了英国人说话的样子，你得有很尖的耳朵才能听出他偶尔冒出的美国腔调。和他聊天很轻松，前提是别让他说到王公贵妇之类的话题，不过如今他的地位已经很难撼动，所以即便谈到，也能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尤其是你和他私下闲聊时。他的口舌既恶毒又亲善，而关于那些尊贵人物的八卦新闻，没有他不知道的。从他口中我知道了谁是X公主的幼子的父亲，而德·Y侯爵的情妇又是哪一位。我相信马塞尔·普鲁斯特打听到的宫廷秘闻也不会比埃利奥特·坦普尔顿更多。

在巴黎时我们经常一块儿吃午饭，有时在他的寓所，有时则上馆子。我喜欢逛逛古玩店，偶尔出手买几件，更多的时候则是赏玩，而埃利奥特总是很有兴致地陪我。他知识渊博，对美丽的事物情有独钟。我觉得他对全巴黎类似的店铺都了如指掌，和店主也都熟稔得很。他热衷于砍价，每当我们朝外走时他就对我说：

“假如看中了什么，你自己别买。给我使个眼色，其余的交给我就好。”

当他只用报价的一半拿下我中意的物件时便会喜形于色。看他讨价还价是种享受。他争辩、劝诱、发火，吹捧卖家的德行，对他冷嘲热讽，对物件挑三拣四，威胁再也不跨进门槛了，叹气、耸肩、警告、横眉立目，并最终在达到目的时无奈地摇摇头，仿佛认了输。然后他对我耳语道：

“你要下吧。价格就是再翻一倍，也划算。”

埃利奥特是热忱的天主教徒。定居巴黎不久，他便遇到了一位以循循善诱、规劝异教者迷途知返而著称的神父。这位教士应酬颇多，也是出了名的才子。他的传教服务对象只限于有钱人和贵族阶层。埃利奥特免不了要受此人吸引：虽出身寒微，却能成为顶级权贵的座上客。于是他向一位新近改投神父门下的美国阔太吐露说，自己尽管生于圣公会教徒家庭，但一直仰慕天主教会。她邀请埃利奥特与神父见面，三人单独吃了一次晚餐。女主人将话题引向天主教，神父果然谈吐不似凡俗，神乎其神，丝毫不假意卖弄，虽为教士，但能通晓世故，与埃利奥特这另一个通晓世故者聊得颇为投机。埃利奥特发现神父对他相当了解，不觉深感荣幸。

“旺多姆公爵夫人那天还说起你，说觉得你聪明绝顶。”

埃利奥特欢喜得涨红了脸。的确曾有人向那尊贵的夫人引荐过他，但他绝没想到公爵夫人对他还有印象。神父谈起信仰来可谓智慧与仁善并举；他心胸开阔，观点紧跟时代，而且宽容大度。他让埃利奥特感觉到教会恰如一精英俱乐部，有教养的人不入其门便是愧对了自己。六个月后他得到了教会的接纳。这一门庭的改换，加上他对天主教慈善会的慷慨捐赠，为他打开了几扇过去向他紧闭的门。

他摈弃父辈信仰的动机或许很复杂，但他皈依天主教的真诚却是不容置疑的。每周日他去上流社会光顾的教堂做弥撒，定期做忏悔甚至去罗马朝拜。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虔诚换得了回报：他得到了教皇侍从的称号，而他为此所付出的勤勉工作还为他赢得了——我想是——“圣墓大教堂”。他作为天主教徒的职业生涯，比起他做hommedumonde来，毫不逊色。

我时常问自己，是什么样的势利心态，使得如此睿智、和蔼且有教养的人能如此执迷。他绝非暴发户之辈。他父亲当过南方某大学的校长，祖父也是很有身份的牧师。埃利奥特何等聪明，怎不知很多接了他帖子的人不过想混一顿大餐，其中还不乏蠢钝无用之徒。然而他们响当当的头衔使他可以对其余都视而不见。我只能猜度，与这些从古老家族走出来的世袭贵族交好，侍奉其女眷于鞍前马后，赋予了他一种永不疲累的成就感；我还觉得在所有这些背后涌动着澎湃的浪漫情怀，使他在弱智儿般的法国公爵身上看到了追随圣路易斯征战圣地的十字军，而吵吵嚷嚷、只知猎狐的英国伯爵身上仿佛还流淌着追随亨利八世去“金缕地”的先祖的血液。与这些人为伍，他感到自己似乎还活在可以纵横驰骋的过去。我觉得当他翻阅《欧洲王族家谱年鉴》时，他的内心是热血沸腾的，一个又一个的名字让他回忆起关于古战场、历史性的包围战和著名的决斗场面，以及诡谲的外交纷争与香艳的宫廷秘闻。不管怎样，这就是埃利奥特·坦普尔顿。

5

我正在梳洗准备出门赴埃利奥特的午宴，此时前台的电话打过来，说他已经等候在下面了。我有些意外，不过还是一收拾停当便下了楼。

“我是想我来接你会比较安全，”我们握手时他说道，“我不清楚你对芝加哥有多熟悉。”

他这种感觉我在一些多年旅居海外的美国人身上有注意到：美国处处都有凶险，欧洲人在这里独自一人寸步难行。

“时间还早。我们可以步行一段。”他提议道。

空气中有一丝凛冽，不过万里无云，迈腿而行不无惬意。

“我本打算在你见到我姐姐之前先向你介绍一下的，”埃利奥特边走边说，“她到巴黎来和我住过一两回，但我想那时你都不在。待会儿人不会很多，你懂的。只有我姐姐、她女儿伊莎贝尔和格雷戈里·布拉巴宗。”

“那位室内装潢师？”我问。

“没错儿。姐姐家房子布置得太糟了，伊莎贝尔和我打算重新装修一下。恰好听说格雷戈里在芝加哥，于是就请伊莎贝尔把他约来了。当然他谈不上知书达理，不过挺有品位。他为玛丽·奥利方装饰过兰尼城堡，为圣额斯家族装饰过圣克莱门特·塔尔博特府。公爵夫人对他非常满意。你会亲眼见到路易莎的房子。我真不明白这么多年她是怎么住的。说到这个，我也不明白这么多年她是怎么住在芝加哥的。”

原来布拉德利夫人是孀居于此，有两男一女三个孩子，但儿子已长大成家，一个在驻菲律宾的政府部门任职，一个则承父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做外交官。布拉德利夫人的丈夫曾到世界不少地方供职，在罗马做一等秘书若干年后被委派到南美西岸的一个共和国做公使，并在那里去世。

“他过世时我想让路易莎卖了芝加哥的住房，”埃利奥特继续说，“但她偏就喜欢这宅子。布拉德利家族在这里住很久了，也是伊利诺伊州最古老的望族之一。他们一八三九年从弗吉尼亚迁来，买下了如今属芝加哥区域的六十英里见方的土地，至今还是他们的。”埃利奥特略作迟疑并看看我的反应。“我想你也许会把来这儿的布拉德利先辈归为农民。我拿不准你是否知道，在中西部刚进入大开发的上世纪中期，一大批弗吉尼亚人受到这里未知因素的诱惑而告别了富足的故乡，都是体面人家的孩子。我这位姐夫的先父切斯特·布拉德利看准了芝加哥的未来，并在这儿加入了一家律师行。不管怎样他赚的钱也足够子孙衣食无忧了。”

埃利奥特说话的语气——而不是说话的内容——似乎在暗示，已故的切斯特·布拉德利置祖传的高屋大院及成片的田产不顾而走进了律师行，这或许算不得明智，但他还是攒积起相当一笔财富，至少抵消了当初部分损失。之后有一回布拉德利夫人给我看几张在乡下拍的小照，他称之为他们的“地”，同时丝毫没有什么羡慕的意思。照片上可见一幢中规中矩的木屋，带一座漂亮的小花园，但不远处还有谷仓、牛栏和猪圈，四周则是荒芜而平坦的田地。我不由得想到，切斯特·布拉德利先生弃田进城，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不多时我们叫了一辆出租车，并在一座窄而高的棕色石砌楼房前下了车。门口有几级陡台阶。这宅院是一连串房屋中的一座，沿街排开，位于湖岸路的起点。论其外表，即便在最绚丽的秋日里也显得了无生气，你会怀疑还有谁能对它情有独钟。开门的是一位高大结实、白发苍苍的黑人管家，他把我们领向客厅。我们进去时布拉德利夫人从椅子上站起身，埃利奥特为我做了引见。她年轻时应该颇有些姿色，脸蛋虽不是很小巧，五官却相当不错，尤其眼眸顾盼有神。然而她灰黄的脸庞不施粉黛、皮肤松弛，而且显然，她已经在与中年发福的斗争中败下阵来。我思忖着她一定不甘心就这么认输：她穿着如铠甲般活受罪的紧身胸衣，挺直了腰杆坐在直背椅上，这样才能比坐在软垫椅上更舒服些。她穿一条有不少繁缛饰带的蓝色长裙，衬着鲸骨的领口高而硬挺；一头纤细的银发烫成规整的波浪卷，梳理得一丝不苟。另一位客人还没到，我们就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

“埃利奥特告诉我你走的南线，”布拉德利夫人说，“有在罗马逗留吗？”

“是的，我在那里待了一个星期。”

“亲爱的玛格丽塔王后怎么样？”

我说我不清楚，她的问题多少让我很意外。

“哦，你没去看望她？真是个好女子啊。我们在罗马时她对我们很关照的。布拉德利先生那会儿是一等秘书。你为什么不去看看她呢？难道你跟埃利奥特黑白分明，他能去奎里纳尔宫你就去不得？”

“不是这么回事，”我微笑道，“实际情况是我不认识她。”

“是吗？”布拉德利夫人说得好像她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怎么会不认得？”

“实不相瞒，一般来说作家不会和国王王后们走得很近。”

“可是她人真的很不错，”布拉德利夫人劝告般地说，似乎我对王室成员的无知是一种很傲慢的清高。“我敢肯定你会喜欢她的。”

此时门开了，男管家领着格雷戈里·布拉巴宗走进来。

格雷戈里·布拉巴宗有负其名，不像是个浪漫派的人物，而是个肥胖的矮个子，且除了耳畔颈后的一圈黑鬈发外便秃如蛋卵，一张通红裸露的脸仿佛随时都会汗如泉涌；还有敏锐的灰眼睛、肉感的嘴唇以及笨重的下巴。他是英国人，我在伦敦几次放荡不羁的聚会上见过他。他天性快活爽朗，笑声不绝，可是你都不需要有很强的性格判断力就能辨识，他那欢闹的友善只是一个极为精明的生意人的外壳罢了。多年来他一直是伦敦最成功的装潢师。他声音洪亮，一双小胖手也很有感染力。凭着表情达意的手势和滔滔不绝的激昂话语，他能让原本还有疑虑的客户的想象力亢奋起来，因而抗拒他的发号施令几无可能，何况他还会让你感到是得了便宜的。

男管家又走进来，托了一盘鸡尾酒。

“我们不等伊莎贝尔了。”布拉德利夫人说着端起一杯。

“她在哪儿？”埃利奥特问。

“和拉里去打高尔夫球了。她说要迟来的。”

埃利奥特转向我。

“拉里就是劳伦斯·达雷尔。伊莎贝尔要和他订婚的。”

“我原先不知道你喝鸡尾酒，埃利奥特。”我说。

“我是不喝的，”他一口咬定，同时又啜了口拿在手里的鸡尾酒，“可是在这禁酒的鬼地方还能喝什么呢？”他叹道，“连巴黎的一些馆子都开始卖了。当下的世道实在败坏传统礼法。”

“胡说八道，埃利奥特。”布拉德利夫人说。

她说得够温和，但语气之坚决让我觉得她是个有个性的女人，而且我从她看埃利奥特那种既感好笑又不无犀利的眼神中可以猜出，她对这位弟弟是不抱幻想的。

我很想知道她准备怎么拜托格雷戈里·布拉巴宗。他进来时我看见他出于职业习惯打量了一眼屋子，并且不自觉地耸了耸浓密的眉毛。这真是间不可思议的屋子。墙纸、大花窗帘布以及家具上包覆的软垫，其风格都如出一辙；壁挂油画都收在厚重的镶金画框里，显然是布拉德利夫妇在罗马时购得的：拉斐尔派的贞女像、圭多·雷尼派的贞女像、祖卡雷利派的风景画、帕尼尼派的儿童像；他们在北京期间也有所斩获：精雕细刻的红木桌、巨型景泰蓝花瓶；有在智利或是秘鲁买到的物件：肥臃的硬石雕像及陶土花瓶。有一张齐本德尔写字台和一只镶花玻璃橱；灯罩皆为白色丝绸质地，没脑子的画家却在上面绘了穿华托式衣着的牧羊少男和少女。整个屋子丑不忍睹，可是——不知何故——又很讨人喜欢。这种经久居家的气氛，让人感到这堆杂乱无章的东西是有意义的。所有这些彼此不协调的物件自成一体，因为它们都是布拉德利夫人生活的组成部分。

就在我们喝完鸡尾酒时，门被一个姑娘撞开了，后面跟着一个小伙子。

“我们迟到了吗？”她问道，“我把拉里带回来了。他有什么吃的？”

“我想有的，”布拉德利夫人微笑道，“打铃让尤金多加一个位子。”

“是他给我们开的门。我已经跟他说了。”

“我女儿伊莎贝尔，”布拉德利夫人转过头对我说，“这位是劳伦斯·达雷尔。”

伊莎贝尔急急地与我握了手便赶忙转向格雷戈里·布拉巴宗。

“您是布拉巴宗先生？我太想见到您了。您为克莱门蒂娜·多默做的装潢我喜欢极了。这里房间太糟糕了不是么？我对妈妈不知说了多少年了要改一改，现在您到了芝加哥，这可是我们的机会呀。说实话吧，您对这屋子怎么看。”

我知道布拉巴宗绝不会这么做。他飞快瞥了一眼布拉德利夫人，但她无动于衷的表情什么也没透露。他明白了是伊莎贝尔说了算，继而哈哈大笑起来。

“住在这儿肯定是很舒适的，加上有很多别的好处，”他说，“可是如果要我直说，嗯，我觉得这里糟糕得很。”

伊莎贝尔个子高挑，鹅蛋脸，鼻梁挺直，眼眉清秀，嘴唇饱满，这看来是家族特色了。她称得上标致，尽管显得丰腴，我把这个归于她的年纪，想来再过几岁或会苗条一些。她有一双有力而好看的手，虽然有点偏胖；她的双腿在短裙的衬托下，同样略显丰满。她皮肤细腻，色泽红润，加上刚锻炼过身体，又坐敞篷车回来，那气色无疑更好看了。她那活力四射的体态像是要冒出气泡来。她容光焕发，十分健美。她那爱笑爱闹的愉悦、对生活乐趣的享受，以及发自内心的快乐，都是那么地讨人喜欢。她的清纯使得优雅如埃利奥特者也顿显俗不可耐。她的鲜活更让布拉德利夫人苍白而有皱纹的脸掩不住疲惫和老态。

我们走向里屋去吃饭。格雷戈里·布拉巴宗一瞧见餐厅便眨了眨眼。四壁贴的是暗红色仿呢绒墙纸，还挂着好些技法拙劣的肖像画，这些面色阴愠的人物都是已故的布拉德利先生的直系先祖。他自己也赫然在列，唇须浓重，穿着双排扣长礼服配上浆领，姿态显得十分僵硬。布拉德利夫人的画像由一位法国画家在九十年代所作，悬于壁炉架上方，她身穿浅蓝色缎质全套晚礼服，脖子上配珍珠项链，秀发间还有一颗闪亮的星钻。她一只手珠光宝气，手指拈着花边纱巾——这头巾绘制得极为精细，似能数出每个针脚；另一只手则漫不经心地握着鸵羽扇。满房间的黑橡木家具森然而立。

“您觉得这里怎样？”我们落座时伊莎贝尔问格雷戈里·布拉巴宗。

“肯定花了大价钱。”他答道。

“的确，”布拉德利夫人说，“是布拉德利先生的父亲送给我们的结婚礼物。我们走到哪儿都带着。里斯本，北京，罗马。亲爱的玛格丽塔王后很欣赏哪。”

“假如都是您的，您怎么处置？”伊莎贝尔问布拉巴宗，可是在他开口之前埃利奥特抢答了。

“烧了。”他说。

三个人开始讨论怎么改造房间。埃利奥特极力推荐路易十五的风格，伊莎贝尔想要一张长餐桌和意式餐椅。布拉巴宗认为齐本德尔风格与布拉德利夫人的个性更合拍。

“我向来很看重这个，”他说，“个性。”他转向埃利奥特，“你肯定认得奥利方公爵夫人？”

“玛丽？她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她请我装饰餐厅，我在看见她的那一刻就说了乔治二世风格。”

“你说得非常正确。上回在那儿吃饭时我注意到了房间的摆设，太对她的品位了。”

于是谈话继续下去。布拉德利夫人听着，但谁也不知她在想什么。我说的话很少，而伊莎贝尔的男朋友拉里——我忘了他姓什么——更不言语。他坐餐桌对面，在布拉巴宗和埃利奥特中间，我不时地瞥眼看他。他非常年轻，与埃利奥特一般高，几近六英尺，颀长而柔韧。他面容愉悦，不算很俊美但也不平庸，有点儿羞涩，绝不是很张扬的那种。令我感兴趣的是，在我记忆中，他尽管自进来后没说几句话，但一副神闲气定的样子，而且似乎以一种很奇特的方式参与着谈话，虽然并没有张嘴。我注意到了他的手：修长，但与他身材相比不显过大，形态优美又十分有力，我想画家一定会很青睐。他身材偏向单薄而并不柔弱；其实我应该说，他属于那种瘦长结实，很有耐受力的类型。那脸庞在平静的时候颇为严肃，晒得很黑，不过即便没有晒也显得血色不足，而他虽五官端正，但并不引人注目。他颧骨很高，太阳穴则有些下凹。他深棕色的头发略带卷曲。他的眼眸显得比实际的大，因为他眼眶深陷且睫毛长而浓密。他的眼睛与众不同，不像伊莎贝尔与母亲及舅舅共有的那种明快的淡褐色，而是有极深的光泽，以至于几乎与瞳孔同色，呈现出特异的饱和度。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雅，这种魅力使我明白伊莎贝尔何以为之吸引。她的目光不时在他身上停留片刻，我能看得出她眼神里不仅有爱，还充溢着亲昵，两人四目相对时他更流露出迷人的柔情。没有什么比年轻人的爱恋更感人的了，我这个中年人在羡慕他们的同时——我不知道为什么——也为他们感到惋惜。这样的想法很愚蠢，因为据我所知，他们的幸福并未受到阻挠，他们境况顺利，没有任何理由不走向婚姻并从此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伊莎贝尔、埃利奥特和格雷戈里·布拉巴宗仍继续在谈房子的重装，试图从布拉德利夫人这里至少得到个许可，即总归该做些什么了，然而她只是和气地微笑着。

“你们可不能这么催我。我得有时间考虑。”她转向小伙子，“你怎么看，拉里？”

他环顾了一下餐桌，眼中带着笑意。

“我觉得无所谓。”他说。

“你这个坏蛋，拉里，”伊莎贝尔嚷道，“我特意跟你说要力挺我们。”

“假如路易莎姨妈对现状很满意，那大动干戈的目的又是什么？”

他的问题一语中的，让我不由笑起来。他看看我也笑了。

“别因为你说了蠢话就笑成那样。”伊莎贝尔说。

可是他的嘴咧得更大了，我注意到他长着细小洁白且整齐的牙。他的眼神里有某种让伊莎贝尔脸红心跳，并摄住她呼吸的东西。若我没有判断错误，她是疯狂地爱着他的，但我不明白是什么让我感到在她对他的爱情里，还有一些母性的成分。这在如此年轻的姑娘身上是有点儿出乎意料的。带着唇间轻柔的微笑她再次把注意力转向格雷戈里·布拉巴宗。

“别理他。他蠢得很，而且压根儿就没怎么读过书。他什么都不懂，就知道飞。”

“飞？”我说。

“他在大战中当过飞行员。”

“我原以为他年纪小，应该没打过仗。”

“他是还小。太小啦。表现很恶劣，逃学跑到了加拿大。说得头头是道让人相信他有十八岁了，于是进了空军。签停战协议时他正在法国服役呢。”

“你要让伯母的客人提不起劲儿来了，伊莎贝尔。”拉里说。

“我打小就认识他了，他回来时穿军装的样子可爱极了，束腰军装上挂了那么多绶带，于是我就坐在了他门口台阶上，这么说吧，他要一直到答应娶我，才能得到些消停。竞争激烈得很哪。”

“是吗，伊莎贝尔。”她母亲说。

拉里向我倾了倾身。

“我希望你别信她说的一个字儿。伊莎贝尔并不是坏姑娘，不过她会说瞎话。”

午餐用完，埃利奥特和我不久就告辞了。我跟他说过要去博物馆看画，他也说了会带我去。我不是特别喜欢结伴去画展，但也不好说更喜欢独自去，就由他陪着。在路上我们说起了伊莎贝尔和拉里。

“看见少男少女两情相悦可真愉快啊。”我说。

“他们现在谈婚论嫁，有点儿太早。”

“为什么？年纪轻轻就相爱，然后结婚，多好。”

“别逗了。姑娘十九岁，而小伙儿也才二十，还没找到工作。他收入可怜得很，一年三四千吧，这是路易莎告诉我的，而路易莎说到底也不宽裕。她的财产只够她自己用。”

“那他可以找个事儿做。”

“说到点子上了。他没打算找工作，他似乎很满足于无所事事。”

“我敢说他在战争中受够了，也许他想休整一下。”

“他休整了一年，肯定够长了吧。”

“我看他是个好小伙子。”

“噢，我丝毫没有要反对他的意思。他出身家世都挺不错。从前他父亲来自巴尔的摩，曾在耶鲁还是什么类似的大学做过罗曼斯语助理教授。母亲生在费城古老的贵格会教家庭。”

“你说了从前。他们都不在了？”

“是的，他母亲难产死的，父亲大概在十二年前也去世了。他由父亲在大学里的一个朋友抚养大，是位住在马文的医生。这也是路易莎和伊莎贝尔认识他的缘由。”

“马文在哪里？”

“就在布拉德利老宅的地界，路易莎到那儿过暑假。她很为这孩子难过。纳尔逊医生是单身汉，根本不知道怎么带孩子。是路易莎坚持要将他送到圣保罗教堂，并且每逢圣诞节把他接出来。”埃利奥特像法国人那样耸耸肩，“我想当初她就预见了这个不可避免的结果。”

此刻我们到了博物馆，把注意力转向画展。我又一次被埃利奥特的学识和品位折服了。他领着我在各展厅游走，仿佛我就是一个团的游客，而没有哪位艺术学教授能像他这么富有教益地侃侃而谈。我打定主意还要一个人来一次，可以随心逛逛优哉一下，于是此刻便不再多言语。过了片刻，他看了看表。

“走吧，”他说，“我从不在画廊待超过一个小时。这就是一个人的艺术鉴赏力所能延续的极限时间。改日再看完吧。”

分别时我说了好多感谢的话。或许艺术见识是增长了，可心里总也不痛快。

在跟布拉德利夫人道别时她告诉我，伊莎贝尔要请几个她的小朋友来吃晚饭，之后还要去跳舞，要是我能来的话，那埃利奥特和我可以在她们走后好好聊聊。

“这可是一件好事啊，”她补充道，“他在海外待太久，感觉跟这里脱了节。貌似在这儿找不到有共同语言的人了。”

我接受了邀请，而当我们在博物馆台阶上道别时埃利奥特告诉我他对此很欣慰。

“在这个大都市里我就像个迷失的幽魂，”他说，“我答应路易莎要陪她六个星期，自一九一二年后我们就没见过，但我直到回巴黎之前都度日如年。巴黎是这世上体面人唯一能住的地方。我亲爱的老弟，你知道在这儿他们怎么看我的么？他们把我看成是怪胎，野蛮人。”

我笑笑便离开了。

6

次日傍晚，我在电话里婉拒了埃利奥特的接车，独自安然抵达布拉德利夫人的宅邸。先前有人来拜访我，耽搁了一点儿时间，因而到得稍晚了些。上楼梯时，客厅传出阵阵喧哗让人觉得晚宴规模不小，于是当我发觉连自己在内仅十二个人时便大感意外。布拉德利夫人身着镶珠硬领的绿缎晚礼服，显得雍容华贵，而埃利奥特裁剪入时的装束也尽可能地显现着他个人的优雅。我同他握手时阿拉伯香水味扑面袭来。他把我介绍给一位高大偏胖的男子；那人红脸膛，穿着晚礼服显得有些忸怩。他就是纳尔逊医生，不过那时我并不以为意。其他人都是伊莎贝尔的朋友，但他们的名字我一听便忘。女孩子们都年轻俊俏，男孩子们也玉树临风。唯一给我留下印象的是个小伙子，也只因为他格外高大魁伟，长着宽阔的肩膀和足有六英尺三四英寸的个头。伊莎贝尔样子楚楚动人，身着一袭白色丝质窄底长裙，遮住了丰满的腿；衣裙的款型显露出她发育良好的胸部；裸露的胳膊胖乎乎的，但脖颈却很好看。她兴致勃勃，眉目左右顾盼。她无疑是个漂亮可人的女郎，然而也不难看出，若不加注意，她的体态也会因臃肿而走了形。

我的晚餐座位被安排在布拉德利夫人和一位不怎么起眼的害羞姑娘中间，她似乎比其他人年纪还要小。落座时善解人意的布拉德利夫人解释道，她祖父母住在马文，以前和伊莎贝尔一起上学的。她的名字——我只听到人们这样提到她——叫索菲。餐桌上谈笑风生，每个人都扯足了嗓门，而且似乎彼此都很熟识。在我不用忙着跟女主人说话时，便试着与那位芳邻搭讪，但收效不大。她比其他人都安静。她不算漂亮，面孔很有意思，长着小巧的翘鼻子、宽嘴巴和碧蓝的眼睛；浅棕色的头发很简单地束着。她很瘦，胸脯几乎和男孩子一样平坦。有人打趣时她也跟着笑，但有些不得已的意思，于是你觉得她并没有像她装出来的那么乐不可支。我猜她是想勉力做个通情达理的人。我看不出她是有些傻还是腼腆得厉害，总之换了若干个话题都不了了之，只好请她跟我讲讲来吃饭的都是些什么人。

“噢，你知道纳尔逊医生的吧，”她边说边指指坐在布拉德利夫人正对面的中年男子，“他是拉里的监护人，是我们在马文的医生。他非常聪明，为飞机发明了好些个东西，谁也用不上。他不干活儿时就喝酒。”

她说这些时，浅色的眼睛里泛出些许光泽，使我怀疑我是不是一开始小瞧她了。她继续逐个向我介绍那些年轻人，姓甚名谁，父母何人，如果是男生还得交代一下上过哪所大学，做了什么工作。可给我的收获不算很多。

“她很可爱。”或者，“他打高尔夫球很棒。”

“那个浓眉毛的大个子是谁？”

“哪个？噢，那是格雷·马图林。他父亲在马文的河边有一座好大的房子，是我们那儿的百万富翁。我们很为他感到骄傲呢。他教我们打球。马图林、霍布斯、雷纳还有史密斯这些都是富人。他是芝加哥的顶级富豪呢，格雷是他的独生子。”

她列数名字时有一种快活的揶揄口吻，让我好奇地瞥了她一眼。她瞧见了，脸红了起来。

“再跟我说说马图林先生吧。”

“没什么好说的。他很富有，德高望重。他在马文为我们建了新教堂，还为芝加哥大学捐了一百万美元。”

“他的儿子长得很英俊啊。”

“他很不错的。你怎么也想不到他祖父是住棚屋的爱尔兰人，而祖母是饭馆里的瑞典服务员。”

格雷·马图林的相貌与其说英俊，不如说是震撼，保持着一种粗糙、未雕饰的状态：短而钝的鼻子，肉感的嘴，爱尔兰人的红润皮肤，浓密乌黑油亮亮的头发，还有同样浓重的眉毛下面的清澈湛蓝的眼睛。他虽然身材魁梧，却比例匀称，假如脱去了衣服一定是个健美的男子。他显然非常强壮，那种男性的孔武令人印象至深。坐在他身边的拉里尽管只矮了三四英寸，与之相比却纤瘦了很多。

“他有一大堆崇拜者呢，”我这位害羞的芳邻说，“我知道有一些女孩为了得到他什么都干得出来，简直就要杀人放火了。但她们没机会了。”

“为什么呢？”

“你什么都没听说，是吗？”

“我怎么会知道呢？”

“他爱极了伊莎贝尔，爱糊涂了，而伊莎贝尔是爱拉里的。”

“他为什么不使劲儿把拉里挤走呢？”

“拉里是他最好的朋友。”

“这就麻烦了。”

“如果你跟格雷一样节操高尚的话。”

我不能肯定她这番话是全心全意的，还是带着一丝嘲讽的口气。她的仪态毫无失礼之处，既不唐突也非莽撞，可是我总觉得她要么少了些幽默感，要么就是不够机灵。我在想她和我谈话时内心是怎样的，不过我明白我是不可能知道的。她明显缺乏自信，我觉得她还只是个生活封闭的孩子，周围的人都比她大了不少。她的举止中的质朴谦和打动了我，但是如果我想的没错，我猜她很多时候是形单影只的，默默地观察着周边的大朋友并对他们形成了确定的看法。我们成年人很少去揣测小孩子是如何不留情面又是以什么样的洞察力为我们盖棺论定的。我又朝她那双碧蓝的眼睛看了一眼。

“你多大了？”我问。

“十七。”

“你看书多吗？”我又随意问了句。

但她还未及回答，布拉德利夫人便恪守女主人的职责，拉我与她聊起来，等我脱身时晚餐已告结束。年轻人一下子走得干干净净，去了他们该去的地方，剩下我们四个进了客厅。

对于这回受邀，我是有点意外的，因为在随便说了几句之后，他们转入正题，谈起了一件我原以为他们倾向于私下讨论的事情。我拿不定主意，是该慎重起见起身告辞，还是做个不偏不倚的听众，或对他们还能派上用场。商量的议题是拉里很奇怪地不愿意去工作。引发此事的是马图林先生，即晚宴上那个小伙子的父亲，他想把拉里招于麾下。这是个绝好的工作机会，凭拉里的才干和勤勉，丰厚的收入是指日可待的。年轻的格雷·马图林也很希望他加盟。

我记不得原话了，但大意很清楚：在拉里从法国回来时，他的监护人纳尔逊医生建议他去上大学，但他拒绝了。他想闲一段时间，这很自然；他熬过了艰难的战争时日，两度受伤，虽然不是很重。纳尔逊医生想他还没有从战场的激荡中恢复过来，让他休整到彻底恢复，也不失为明智之举。然而一周周、一月月过去，如今他脱去戎装已一年有余。他在空军似乎表现英勇，复员时在芝加哥已是颇有名气了，于是不少公司都向他示好。他表示了感谢，但都婉言谢绝。他没有解释缘由，只说尚未打定主意要干些什么。他和伊莎贝尔订了终身，这对于布拉德利夫人来说毫不意外，因为他们原本就形影不离，她也知道伊莎贝尔爱着他。

她也很喜欢他，认为他会给伊莎贝尔快乐的。

“伊莎贝尔的性格比他强，可以带给他所缺失的。”

虽然两人还很年轻，但是布拉德利夫人倒很乐意让他们立即成婚，不过前提是拉里不能无所事事。他有一点自己的积蓄，但即便其数额十倍于此，她也会坚持他应当去工作。我所能回忆的情况是，她和埃利奥特希望从纳尔逊医生口里得知拉里的打算。他们要他用自己的影响来使他接受马图林先生提供的职位。

“你得知道我在拉里面前向来不是权威，”他说，“从小他就自行其是。”

“我知道，就是你把他带野了。他现在能这么出色真是奇迹了。”

久耽于杯中物的纳尔逊医生恹恹地看了她一眼，红脸膛似乎更红了一些。

“我整天忙，有自己一摊子事情要做。我收下他是因为他没别的地方去了，而他爸爸是我的朋友。他可真不好对付。”

“我不明白你怎会这么说，”布拉德利夫人毫不客气地答道，“他脾气可好了。”

“这孩子从不跟你吵，但就是我行我素，你朝他发火他就说声抱歉，让你气咻咻地发脾气。这样的孩子你拿他有办法？假如是我自己的儿子我就上去揍了。可我不能揍一个举目无亲的孩子，他爸将他托付给我时是知道我会善待他的。”

“扯远了，”埃利奥特有点烦躁地说，“目前的情况是：他已经游手好闲有些日子了；现在天赐良机，他抓住了就能挣很多钱，如果他想娶伊莎贝尔就必须抓住。”

“他必须认识到在如今这个世界上，”布拉德利夫人插话道，“男人是必须工作的。他现在身强力壮，早已康复。我们都知道有不少美国兵，从战场上回来后什么也不做，成了家庭的负担，社会的累赘。”

接着我说了我的意见。

“可是拒绝了这样那样的工作，他说了什么理由没有？”

“什么也没有，就说他不感兴趣。”

“可难道他不想做番事业吗？”

“显然没有打算。”

纳尔逊医生又给自己来了杯掺苏打水的威士忌。他喝了一大口，然后看了看他的两个伙伴。

“要我说说我的感觉吗？我谈不上是个判定人性的大法官，但不管怎样我从医也三十多年了，多少了解一些。战争改变了拉里。回来和去的时候不是一个人了。并不只是长大了几岁。肯定有什么事使他变了性情。”

“什么样的事？”我问。

“我不知道，他不愿多谈自己的战争经历。”纳尔逊医生扭头朝向布拉德利夫人，“他有没有跟你讲过什么，路易莎？”

她摇摇头。

“没有，刚回来时我们还很想让他讲一讲自己的历险，可他只会端出他那招牌笑容，说没什么好讲的。他甚至对伊莎贝尔也不说。她试过很多次，但一无所获。”

谈话差强人意地继续着，不一会儿纳尔逊医生看看表，说要告辞了。我打算一同离去，但埃利奥特按住我，要我留下。待他走后布拉德利夫人向我致歉，因为我给拉进了他们的家务事，恐怕烦着我了。

“可是你瞧，我是伤透了脑筋啊。”她最后说。

“毛姆先生是非常审慎的，路易莎，不论和他说什么都不用担心。我倒是没觉得鲍勃·纳尔逊和拉里有多亲近，但是路易莎和我认为有些话还是不对他说比较好。”

“埃利奥特。”

“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其余的也跟他说吧。我不知道你吃饭时注意到格雷·马图林了吗？”

“这么高的个头，想不注意都难。”

“他对伊莎贝尔可是一往情深哪。拉里不在时他一直呵护着她。她也很喜欢他，要是战事再拖得长些她也许就嫁他了。他向她求过婚。她既没有接受也没有拒绝。路易莎猜她当时是想等拉里回来再做决定。”

“他怎么没去参战？”我问。

“他踢足球损伤了心脏。虽然不严重，但军方不要他了。反正拉里一回家，他就没有任何机会了。伊莎贝尔很干脆地回绝了他。”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于是我什么也没说。埃利奥特继续讲了下去，凭着出众的外形以及牛津口音，他去外交部做一名高级官员是再合适不过的。

“拉里当然是个好小伙儿，当年他偷偷跑去参加空军也的确算是个壮举，可是我对性格的判断是很在行的……”他会心地笑了笑，并说了一句我只在他谈及艺术品交易获利时才会听到他说的话，“否则眼下我也不会拥有这么一笔相当可观的优质金边证券了。我的意见是，拉里绝不会有大出息。他既没有说得出口的家产，也没有什么社会地位。格雷·马图林就大不相同了。他有个古老显赫的姓氏，家族里出过一位主教、一位戏剧家，还有几个出名的军人和学者。”

“这些你都是怎么知道的？”我问。

“这种事情人们自然都会知道，”他轻描淡写地说，“实际上我有天在俱乐部碰巧翻了翻《英国名人辞典》，看到了这个姓氏。”

我想我也犯不着重复刚才晚餐时那位小邻桌告诉我的：格雷那住棚户的爱尔兰祖父和端盘子的瑞典祖母。埃利奥特继续侃侃而谈。

“我们都认识亨利·马图林很多年了，一个大好人同时也很有钱。格雷正跻身芝加哥的顶级经纪行，站在世界之巅了。他想娶伊莎贝尔，站在她的角度上说，不可否认是绝配啊。我是全力赞成的，我知道路易莎也是。”

“你离开美国太久了，埃利奥特，”布拉德利夫人苦笑道，“你忘了在这个国家，女孩子不会因为妈妈和舅舅觉得好就嫁了。”

“这真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路易莎，”埃利奥特没好气地说，“凭我三十年的经验我可以告诉你，终身大事根据地位、财产和人际圈子来安排，肯定比什么恋爱结婚牢靠。伊莎贝尔要是在法国——世上唯一的文明国家——就会不假思索地嫁给格雷，然后过一两年，假如她愿意的话，可以让拉里做她的情人。格雷可以找个有名的女演员，金屋藏娇，这样皆大欢喜。”

布拉德利夫人可不是傻瓜，她带着狡黠戏弄的神情看着她弟弟。

“这我不能苟同，埃利奥特，纽约的剧团到这儿来演出时间有限，格雷豪宅的娇娘能住多长时间谁都说不准。这让大家都心不定啊。”

埃利奥特笑了笑。

“格雷可以在纽约证交所买个席位，毕竟如果住在美国，除了纽约我还真不知道可以待在其他什么地方。”

之后不久我便离开了，但在我告辞之前，埃利奥特问我是否可以和他一起与马图林父子共进午餐，我不知道他的目的。

“亨利是美国商界的佼佼者，”他说，“我觉得你该认识认识他。多年来他一直为我们打理投资。”

对此我并没有特别的意愿，但也没有理由拒绝，只好从命了。

7

由于要逗留一段时日，所以我住在一家会所里，这儿有很不错的图书馆。次日一早我便到那儿去翻阅一两本大学杂志，这类期刊如不订阅总是很难读到。时间尚早，图书馆里只有另外一个人。他坐在一张宽大的皮椅里专心地读一本书，我很惊讶地发现居然是拉里。他是最不可能在这儿现身的。我从他身边经过时他抬头认出了我，准备欠身起立。

“别起来了，”同时几乎不假思索地说，“读什么呢？”

“一本书。”他微笑着说，不过这笑容是那么动人，原本这作为拒答的回答也就丝毫不显得无礼了。

他合上书，用他那特有的朦胧眼神看着我，同时手拿着书，让我无法看到书名。

“昨晚玩得高兴吗？”我问。

“好极了。到五点才回家。”

“那你这么早就来读书，很用功呀。”

“我常来的。通常这个时间就我一人。”

“我不打扰你。”

“你没有打扰我，”他又笑答，我现在知道了，他有着特别温馨的微笑——不是灿烂飞扬的那种，而是用内心之炬点亮了面容。他坐在由外伸的书架围成的小阁子里，旁边还有一张椅子。他把手放在扶手上。“你可否在这儿坐一会儿？”

“好吧。”

他把一直拿在手里的书递给我。

“我在读这个。”

我看了看，是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学原理》。当然是很优秀的读物，在该学科领域也是重要的著作，而且可读性极强；然而我没有料到这么年轻的小伙子，一位飞行员，手里会有这么一本书，何况他还一直跳舞到凌晨五点。

“你为什么读这个？”我问。

“我很无知。”

“你也还很年轻呢。”我微笑道。

他良久不置一词，我开始感到这沉默让人难堪了，准备起身去寻找我要的杂志。但我有一种感觉，他是想说什么的。他失神地看着前方，面色凝重而专注，似乎在沉思。我等待着。我很好奇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当他开口继续说话时，仿佛浑然不觉此前的一大段静默。

“我从法国回来时，他们都希望我去上大学。我上不了。在经历了那么多之后我感到回不去学校了。反正在预科学校里我也没学到什么。我感到自己无法和大学新生们在一起生活。他们也不会喜欢我。我不愿意演一个我没有感觉的角色。而且我认为那些教师也教不了我想学的东西。”

“当然我知道这并不关我事，”我答道，“可是我很难信服你的说法。我想我能理解你的意思，也知道经过了战场上的两年，再从头做个大学一二年级里的那种花样男生，想想就很泄气。但我不相信他们会不喜欢你。我不是很了解美国大学，但我不相信美国大学生会跟英国差别有多大，也许更爱闹一些，更爱捉弄人，但总体上是正派理性的，而且我认为的确就是这样，假如你不想过他们的生活，他们也会欣然赞同的，你只需机智老练一些，就可以过你想过的生活。不比我几个兄弟，我从来没到过剑桥。我有机会的，但我拒绝了。我只想着走出去看世界。我一直为此很后悔。我觉得去上大学会挽回我不少过失。在有经验的教师指导下你学习是很快的。没有人指引而走在黑洞洞的死胡同里，会浪费很多光阴。”

“你也许是对的，我并不在意犯错误。或许在其中一个死胡同里我可以找到我一直要追寻的东西。”

“你追寻什么东西呢？”

他踌躇片刻。

“反正就是有东西，我也还说不大清。”

我沉默不语，他这么说我还真的无以应对。在很早的年岁里我做事情就总是有明确的目的性，因而他的话让我感到不耐烦；不过我又责备了自己；我有一种只能称作直觉的东西告诉我，这个小伙子的心灵深处正纠结地挣扎着，要么是有尚未深思熟虑的想法，要么就是存在着莫名的、依稀能触知的情感，这使他无论走到哪里都被一种不宁的心绪驱使着。很奇怪的是，他触发了我的同情心。此前我并没有听他说过多少话，直到这时我才感受到他声线的婉约，那么动人，如芬芳的膏油。想到这一点，再加上他那迷人的微笑以及能表情达意的漆黑的眸子，我很能理解伊莎贝尔是多么倾心于他。他的确非常讨人喜欢。他转过头来看我，并不忸怩，却带着既审视又不无愉悦的眼神。

“昨晚我们去跳舞后，你们谈到了我，我说的对吗？”

“谈论了一段时间。”

“我想这就是鲍勃叔叔硬着头皮来吃饭的原因。他是讨厌外出的。”

“好像你得到了一个非常理想的工作机会。”

“非常好。”

“准备接受吗？”

“不准备。”

“为什么？”

“我不想去。”

看来我要插手和我不相干的事情了，可我的想法是，正因为我是外国来的生人，拉里与我谈起来才没有什么不情愿。

“嗯，你知道吧，百无一用还可当作家呢。”我笑着说。

“我没有任何天赋。”

“那你想做什么？”

他又给了我那特有的灿烂迷人的微笑。

“闲逛。”他说。

我只得笑了笑。

“我原以为芝加哥非等闲之处啊，”我说，“不管怎样，我还是让你好好看书吧。我得去找一下《耶鲁季刊》。”

我站起了身。我离开图书馆时拉里仍在聚精会神地读着威廉·詹姆斯的书。我独自在会所用了午餐。由于图书馆的僻静，我又回过去，准备在那里抽雪茄，读读书写写字，打发掉一两个小时。我很意外地看见拉里仍沉浸于书中，似乎我走后就没怎么挪过。大约四点我离开时他还在。对他这一显见的专注力我深感折服。我的来与去他都没有留意。我在下午处理各种杂事，待回到布莱克斯通时，已到了更衣赴晚餐会的钟点了。半路上强烈的好奇心攫住了我。我再次去了趟会所的图书馆。有不少人在阅读报刊。拉里仍在相同的位子上，专心致志于同一本书。奇人！

8

第二天埃利奥特邀我去“帕尔默之家”与马图林父子共进午餐。只有我们四人。亨利·马图林也是大块头，几乎与儿子相当，脸面红润，下巴厚实，也长着短钝而咄咄逼人的鼻子，但他的眼睛比儿子的要小，也不像他那样湛蓝，但非常非常犀利。尽管他至多五十一二，但看上去却要老十岁，头发日益稀疏且已一片雪白。他给人第一眼的感觉并不如意，好像这么多年来他都只顾着自己的业务。他给我的印象是个冷酷、聪明、富于才干的人，只要是生意上的事那绝不会心慈手软。起初他谈话很少，我感到他在试探我，而且我觉得埃利奥特在他眼里根本就是个笑料。格雷温文尔雅，几乎一言不发，若非埃利奥特以其娴熟的社交技巧轻松驾驭着谈话，那场面或许就很难堪了。我猜他一定和中西部的商人打过很多交道，忽悠他们花了大价钱买早期绘画大师的作品。此时马图林先生开始放松了下来，片言只语间也显示出他比看上去还要睿智，甚至不乏少许干涩的幽默感。话题很快转向了股市。我毫不意外地发现埃利奥特同样深谙此道，我很清楚虽然他总是夸夸其谈，可的确样样门槛都精得很。也就是在此时马图林先生说道：

“今天早晨我收到格雷的朋友拉里·达雷尔的一封信。”

“你没告诉我嘛，爸爸。”格雷说。

马图林先生转向我。

“你认识拉里的，对吧？”我点点头。“格雷劝我让他入我这行。他们是好朋友。格雷对他推崇备至。”

“他在信里说了什么，爸爸？”

“他感谢了我，说他明白这对于年轻人而言是绝好的机会。他仔细思考过了，得出的结论是他会令我失望的，想来还是不接受的好。”

“他这样太愚蠢了。”埃利奥特说。

“是啊。”马图林先生说。

“太遗憾了，爸爸，”格雷说，“如果我们能一起共事该多好。”

“你可以牵马到河边，可是没法硬让马饮水。”

马图林先生说这番话时看着儿子，犀利的目光也柔和起来。我意识到这个商场上的强人还是有自己的另一面，他疼爱着这庞然大物般的儿子。他又转向我。

“你知道不，这孩子星期天在我们的场地上两次打出了低于标准杆，分别以七杆和六杆赢了我。恨不得用我的九号铁头杆把他脑袋敲碎哩。想想还是我教他打高尔夫的呢。”

他的自豪溢于言表。我开始喜欢他了。

“是我运气太好了，爸爸。”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球打出沙坑就落在离球洞六英寸的地方，这是运气吗？打偏了一英尺就会误差三十五码。我想让他参加明年的业余锦标赛。”

“我可腾不出时间来啊。”

“我是你老板，没错吧？”

“我能不知道吗！迟来办公室一分钟瞧你火冒三丈的样子。”

马图林先生笑出了声。

“他一心要把我弄成个暴君的模样，”他对我说，“别信他。我就代表了我的公司，我的合伙人实在不行，而我对这份产业非常自豪。我让自己的孩子从基层做起，期望他像所有我雇的年轻人一样努力向上，这样有朝一日他接班时就胸有成竹了。责任重大啊，像我做的这种生意。我照管着客户的投资，有的在我这儿已经有三十年了，对我非常信任。说句心里话，我宁愿赔上自己的钱也不能让他们遭受损失。”

格雷笑起来。

“前些日子一个老姑娘过来想做笔一千美元的投资，是她的牧师推荐的一个不靠谱的项目。她坚持要做，他却把人家冲得老远，她走的时候还抽抽搭搭的呢。接着他还打电话给牧师，把对方也骂了一通。”

“人们总是对我们这些经纪人说三道四，可这圈子里也是鱼龙混杂的。我不想让人做赔本买卖，想让他们赚钱，可是大多数人啊，你看他们的操作，你会觉得他们毕生的目标就是赔光每一分钱。”

“嗯，你觉得这个人怎样？”埃利奥特问我，此时马图林父子已经回了公司，我们也走了。

“我一向喜欢接触不同类型的新人群。我觉得他们的父子亲情还是挺令人感动的。这在英国可未必很常见。”

“他很疼爱儿子。他是个奇怪的混合体。他说的客户的事儿都是真的。他手上有好几百个大妈、退伍军人和牧师，得照管好这些人的积蓄。我觉得他们的麻烦比价值更多，可是他们的信赖让他感到很骄傲。不过他在做大手笔，在跟敌对大鳄打商战时，没有人比他更强硬、下手更无情。那个时候他可绝不留情面。他要的那磅肉一丝儿都不能少，谁也阻止不了他。如果和他作对，那他不但要干掉你，还要干得不亦乐乎。”

一回家埃利奥特便告诉布拉德利夫人，拉里回绝了亨利·马图林的聘用。伊莎贝尔此前一直在和闺密们吃午饭，她进来时家里人仍在议论。他们告诉了她。从埃利奥特对接下来的谈话的转述中可以推测，他是相当雄辩有力的。尽管他自己十年来无所事事，而以前为他敛了大财的营生也根本谈不上艰苦卓绝，但他极力主张，对于人类的成功之道，勤勉工作是根本。拉里完全是出身布衣之家的年轻人，没有显耀的门庭，因而也没有理由不遵循本国的优良传统。对于埃利奥特这样富于远见卓识的人而言是再清楚不过了：美国正进入空前的盛世。拉里已有机会站在起跑线上了，如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到四十岁时或能有数倍于百万富翁的财富了。那时如果想急流勇退，生活得更体面些，比方说搬到巴黎的杜波依斯大街的公寓里，同时在都兰再拥有一座château，他（埃利奥特）对此就无可厚非了。可是路易莎·布拉德利说得更干脆且无可争辩。

“如果他爱你，他就应该准备好为了你去工作。”

我不知道伊莎贝尔当时是怎么应对的，但她很明智地看出来，长辈们言之在理。周围熟识的少年人都在为某种事业学习着，有的已经在职场忙开了。拉里不能指望一辈子都躺在空军时代的功劳簿上。战争结束了，大家都很厌倦，只求尽快淡忘。最终的讨论结果是伊莎贝尔同意就此事与拉里彻底谈一次。布拉德利夫人建议伊莎贝尔让他开车送她去马文。她订购了客厅的新窗帘，但是量错了，所以她要伊莎贝尔再去量一次。

“鲍勃·纳尔逊会招待你们中饭的。”她说。

“我有个更好的想法，”埃利奥特说，“给他们准备个餐篮，就在门廊吃，吃完可以谈心。”

“很有意思。”伊莎贝尔说。

“舒舒服服地吃着野餐式的午饭，没几件事情比这更惬意了，”埃利奥特用过来人的口气补充道，“想当初年迈的于泽思公爵夫人对我说，再顽固的汉子也禁不住这样的诱惑。给他们准备些什么作午餐呢？”

“包蛋鸡肉三明治。”

“瞎说。没有patédefoiegra还能叫野餐么。你得先用咖喱大虾作为开胃菜，佐以鸡胸脯肉冻，还有生菜心沙拉，这个我可以亲自来调味。吃过鹅肝酱后，要是喜欢的话，作为对美国习俗的让步，还可以来一道苹果馅饼。”

“我就准备包蛋鸡肉三明治，埃利奥特。”布拉德利夫人说得很坚决。

“那记着我的话吧，这样不行的，到时候只能怪你自己的。”

“拉里吃得很少，埃利奥特叔叔，”伊莎贝尔说，“而且我相信吃了什么他也不会注意到。”

“我希望你不会觉得那是个亮点吧，我可怜的丫头。”她叔叔回敬道。

可是布拉德利夫人说了吃什么，他们只得吃什么。之后埃利奥特告诉我此次马文之行的结果时，他很法式地耸耸肩。

“我说行不通的。我恳求路易莎加一瓶‘蒙夏锡’，那还是开战前我寄给她的，但她就是不听。他们只带了一瓶热咖啡。你还能指望什么？”

那天路易莎·布拉德利和埃利奥特坐在客厅里，忽闻汽车停在门口的声音，伊莎贝尔走了进来。天色刚暗下来，窗帘已拉上了。埃利奥特懒洋洋地坐在炉边的扶手椅上读小说，布拉德利夫人正在织一张挂毯准备作为炉挡。伊莎贝尔没进客厅直接上楼去了自己的房间。埃利奥特从眼镜上方看了看姐姐。

“我估计她是去放帽子的，一会儿就会下来。”她说。

可是伊莎贝尔没有来。好几分钟过去了。

“也许是累了，她可能躺下了。”

“你难道原本就没有指望拉里会来？”

“别让我动气，埃利奥特。”

“好哦，你的事，与我无关。”

他又把头埋到书里。布拉德利夫人继续她的针线活儿。可是半小时后她霍地站起。

“我觉得也许要上楼看看她是不是好好的，假如她在休息我也就不便打扰了。”

她出了房间，但没过多久就下楼回来了。

“她在哭。拉里要去巴黎了，要走两年。她答应等他。”

“为什么要去巴黎？”

“我问了也没用，埃利奥特。我不知道。她什么也不会讲的。她说她能理解，不会从中阻挠的。我对她说，‘如果他打算离开你两年，那不可能爱你有多深。’她说，‘我也无能为力，关键是我爱他很深。’我问，‘即使是在今天的事情之后？’她说，‘今天的事让我前所未有地爱他，他也爱我，妈妈。我很肯定。’”

埃利奥特思索了片刻。

“那两年之后呢？”

“我跟你说了我不知道，埃利奥特。”

“难道你不觉得这很糟糕吗？”

“糟透了。”

“唯一可以说的，就是他俩都还很年轻。再等两年倒也没什么问题，而这期间会发生很多事。”

他们达成一致意见，最好还是让伊莎贝尔静一静。他们准备晚上出去吃饭。

“我不想惹她难过，”布拉德利夫人说，“旁人只会奇怪她的眼睛怎么肿了。”

可到了第二天午饭后，布拉德利夫人又老话重提。家里只有她俩，但她什么也没从伊莎贝尔嘴里套到。

“除了我已经告诉你的，其他没什么好讲了，妈妈。”她说。

“可是他想在巴黎干什么？”

伊莎贝尔笑了，因为她知道她的回答在母亲看来会是多么荒诞不经。

“闲逛。”

“闲逛？你究竟什么意思？”

“他就是这么对我说的。”

“说真的我没耐心和你这么耗着。如果你神志还正常的话就该当场解除婚约。他就是在耍弄你。”

伊莎贝尔看了看左手上的戒指。

“我能怎样呢？我爱他。”

此时埃利奥特以他那人人皆知的老练加入了谈话。“我不是作为她的舅舅去劝的，老弟，而是作为精通世故的过来人，跟一个不谙世事的丫头谈。”然而他也比她母亲好不了多少。我得出的印象是，她很委婉但明确无误地告诉他，别管闲事。埃利奥特是后来白天在我住的布莱克斯通的小屋里告诉我的。

“路易莎说的当然没错，”他补充道，“太糟了，可是碰到这种事也没什么奇怪，年轻人自顾自谈婚论嫁，以为互相爱慕就是最好的婚配基础。我对路易莎说过了，让她别担心。我觉得事情会比她预料的要好。拉里远在天边，年轻的格雷·马图林却近在眼前，嗯，假如我还算了解我这些同胞的话，那么结局是清楚的。在十八岁这个年纪，感情会冲动得要命，但长不了的。”

“你真是很懂人情世故的，埃利奥特。”我微笑道。

“我可没白读拉罗什福科。你是了解芝加哥的；他们会时常碰面的。有这么个对自己死心塌地的人，姑娘家心里是很受用的，等她明白了周围的闺密没有不想嫁他的——那我就要问你了，人的天性能抵挡得住力压群芳的诱惑吗？我的意思是，好比你要参加的酒会闷得要死，唯一能吃的就是柠檬水和饼干；但是你还得去，因为你最好的朋友们都削尖了脑袋想去却得不到邀请。”

“拉里什么时候走？”

“我不知道。我想还没决定吧。”

埃利奥特从衣袋里取出一只狭长的金质镶铂烟盒，夹了一支埃及香烟。法蒂玛、切斯特菲尔德、骆驼或是好彩这些牌子，都是他看不上的。“我当然不会存心跟路易莎说，但我不妨告诉你，其实我心底里挺同情这个年轻人。我明白他在战争期间见识过巴黎，很难责怪他被这座世上唯一可供体面人居住的城市所俘获。他还年轻，毫无疑问他想在成家立业之前先浪荡个够。这很自然也无可厚非。我会为他留份神儿，并为他引见该见的人。他温文尔雅，加上我的一两句话他会很出彩。我可以保证让他领略没几个美国人有机会见识的法国生活。相信我，亲爱的朋友，普通美国人上天堂都比上一回圣日耳曼大街更容易。他才二十岁，风华正茂。我能为他牵手一位年长些的女子，帮助他打造形象。我一向认为，年轻人要想成熟得快，最好找个成熟的女人谈恋爱，当然假如她是那种我眼里的femmedumonde，你懂的，那么他马上就能在巴黎占上一席之地。”

“你和布拉德利夫人谈过这些了吗？”我笑问。

埃利奥特也轻声笑起来。

“我的好老弟，假如我还有什么引以为荣的，那就是我的处世之道了。我没有告诉她。她不会理解的，我可怜的姐姐。这也是我怎么也弄不懂路易莎的一点；她在外交界也待了半辈子了，全世界的首都也住过一半了，还是这么无可救药的美国做派。”

9

那一天我去湖岸路赴晚宴，地点是一座高大的石砌房屋，仿佛建筑师的初衷是要造中世纪式样的城堡，却改弦更张造了瑞士小屋。宴会场面盛大，步入阔大奢华的客厅，只见雕像、棕榈树、枝形吊灯、大师级画作、数不胜数的家具摆设，应有尽有。我很高兴总算还能看见几个熟人。亨利·马图林把我介绍给他那瘦弱又偏爱涂脂抹粉的夫人。我还跟布拉德利夫人和伊莎贝尔打了招呼。伊莎贝尔看上去非常漂亮，一袭红色丝质长裙与乌黑的秀发及闪亮的淡褐色眸子相得益彰。她兴高采烈，谁也猜不出不久前她陷在深深的苦恼之中。她正和两三个围绕着自己的小伙子愉快地聊着，其中就有格雷。她坐在另一张餐桌旁，我没法见她。男人们没完没了地享用着咖啡、酒水和雪茄，之后才重又进了客厅，到此时我才找到机会和她攀谈。我对她其实很不熟，不可能开门见山地说起埃利奥特告诉我的情况，可是有些我要说的话，我认为她是乐意听的。

“前几天我在会所看见你男朋友了。”我很随意地说道。

“哦，真的？”

她回答得和我一样随意，但我能感觉到她立刻留心起来。她的眼神里多了一分警觉，我想那是一种忧惧。

“他正在图书馆里阅读。我真很佩服他的专注力。我十点过几分钟进去时他在读着，吃完中饭回去时他还在读，然后我出去吃晚饭，回来时他仍然在。我相信有十个小时他基本没离开过椅子。”

“他读什么书？”

“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学原理》。”

她低下头，使我无从知道她闻言后的感触，但我觉得她既感到困惑，又有些释然。此刻我被主人叫去打桥牌，等结束时伊莎贝尔和她母亲已经走了。

10

两天后我去向布拉德利夫人和埃利奥特道别。他们正坐着喝茶。不一会儿伊莎贝尔也随我走进来。我们谈着我临近的旅程，我对在芝加哥逗留期间他们的好客表示了感谢，并适时起身准备告辞。

“我陪你走到那家日杂店吧，”伊莎贝尔说，“正想起来有样东西要买。”布拉德利夫人最后的交代是：“下次见到亲爱的玛格丽塔王后，代我亲切问候一下，好吗？”

我不再解释并不认识这位贵太太，只随口回答道一定会的。

我们走上街时伊莎贝尔微笑着瞥了我一眼。

“你想来一杯冰淇淋汽水吗？”她问我。

“我可以试试。”我谨慎地说。

去日杂店的路上伊莎贝尔一直没开口，而我因为不知说什么好，也就没言语。我们进了店找了张桌子坐下，椅背和椅腿都是铁丝拧成的那种，很不舒服。我要了两杯冰淇淋汽水。柜台旁有几个人在买东西，两三对男女坐在别桌，埋头于他们自己的事情，我们实际上是独处一隅的。我点了一支烟，伊莎贝尔用吸管喝了一大口汽水，表情十分满足。我感到她心绪仍很紧张。

“本来我就想和你谈谈。”她突然道。

“猜到了。”我微笑着说。

她若有所思地看了看我。

“前天晚上你为什么要提起拉里在‘萨特思韦特之家’的表现？”

“我想你会感兴趣的。我当时觉得也许你并不很清楚他所谓‘闲逛’的意思。”

“埃利奥特舅舅太爱说三道四了。当他说要去布莱克斯通和你聊聊时，我就知道他会把什么都抖搂出来。”

“我认识他好多年了，你知道的。他的确很喜欢对别人的事情评头论足。”

“他就是这样，”她笑了笑，但笑容稍纵即逝。她凝视着我，神色肃穆。“你认为拉里怎么样？”

“我只见过他三次，看来是个不错的小伙子。”

“仅此而已？”

她的语气里不乏苦恼。

“不，倒不是这样。很难说，你瞧我对他了解很少。当然他很有魅力。他具有的谦逊、友善、文雅使他很有吸引力。他那种少年老成，和我在这里遇到的别的男孩都很不一样。

我颇费口舌地想表达某种我自己也不甚明了的意向。伊莎贝尔注视着我，待我说完便释然般轻叹一口气，接着冲我粲然一笑，甚或略带一丝顽皮。

“埃利奥特舅舅说过，常为你的观察力感到吃惊。他说没什么能逃过你的法眼，但又说你作为作家的最大财富是你对常理的认识。”

“我觉得没有哪种品质比这个更宝贵了，”我淡淡地说，“比方天赋，也不如它重要。”

“你知道的，我找不到人谈这件事。妈妈只会从自己的立场来思考，她希望我的未来能有保障。”

“这很自然，对吧。”

“埃利奥特舅舅就知道从社交的角度来看问题。我自己的朋友呢，我是说我这辈人，认为拉里废掉了。这让人很受伤。”

“肯定的。”

“倒不是他们对他不好。谁也止不住会对拉里好的。可是他们都把他当作一个笑话看待。他们很喜欢逗弄他，而他不搭理时，他们又很恼火。他只是笑。你知道现在的情况么？”

“我只知道埃利奥特告诉我的。”

“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去马文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吗？”

“当然可以。”

我所完成的对伊莎贝尔言谈的重述，部分来自对她原话的记忆，部分则出于我的想象。然而她和拉里所进行的长谈，其内容无疑比我准备要讲述的还要多不少。我怀疑人们在此类场合不但会说很多无关的事情，还会将同样的事情反复说很多遍。

伊莎贝尔醒来时发现天气很好，便给拉里电话，说母亲要她去一趟马文，并请他开车送她去。除母亲吩咐尤金放在篮子里的一壶咖啡之外，她还预备了一壶马丁尼。拉里的双人敞篷跑车是新近买的，他很为之骄傲。他开得很快，车速让两人都激情澎湃。到了之后伊莎贝尔量窗帘，拉里负责记数。然后他们便在门廊摆开午餐。这儿相当背风，又能沐浴在小阳春的和煦日光中。这座建在土路旁的房子，毫无新英格兰旧式木屋的那种典雅之风，充其量也就是舒适宽敞，然而从门廊望去视野极好：红色的谷仓覆着黑屋瓦，还有一丛老树，再往外目力所及之处都是棕褐色的田野。景致虽没有多少趣味，但阳光以及深秋的绚丽却赋予了那日一种亲昵的美好。展现于眼前的是一片令人心旷神怡的开阔空间。这里的冬天准该是寒冷凄清的，这里的夏天或也是炙灼暴虐的，可此时此地却让人莫名地心绪激昂，似乎这景致的旷远正邀约着灵魂去探险。

他们像所有好胃口的年轻人一样享用着午餐，也因能在一起而感到快乐。伊莎贝尔倒了咖啡，拉里点上了烟斗。

“好了直说吧，亲爱的。”他说，眼神里闪动着开怀的笑意。

伊莎贝尔愣了一下。

“直说什么？”她尽力装出无辜的神色来。

他笑起来。

“你还真把我当作大傻瓜了，宝贝儿？假如你妈妈真不知道客厅窗户的尺寸，那我马上就把这帽子吃掉。那可不是你让我开车到这儿的原因。”

她恢复了镇定，仍然笑靥如花。

“或许是我觉得我们能独处一天该多好呀。”

“或许是，但我认为不是。我猜埃利奥特舅舅已经告诉你我谢绝了亨利·马图林的聘用。”

他说得愉悦而轻松，她觉得就用同样的口吻顺水推舟比较容易一些。

“格雷肯定失望透顶了。他原以为能与你共事是多么开心呢。你应该要准备工作了吧，开工越晚，难度越大。”

他吸了一口烟斗，含笑温柔地看着她，于是她一时也分不清他是否在认真地说话。

“你知道吗，我的想法是，我这辈子可以做比销售债券更多的事情。”

“噢好的，那就去律师事务所，或是去学医。”

“不，这我都不愿意。”

“那你想做什么？”

“闲逛。”他平静地答道。

“哦，拉里，别搞怪了。这可是非常严肃的事情。”

她的声音颤抖起来，眸子里也噙满了泪水。

“别哭，亲爱的。我不想让你难过。”

他走过来坐在她身边，揽住她。他语音里的柔情让她难以自持，泪水夺眶而出。可是她擦去了眼泪并勉强挤出笑容来。

“你说不想让我难过，好极了。你现在就让我感到很难过。你瞧，我是爱你的。”

“我也爱你，伊莎贝尔。”

她深叹了口气，接着从他臂弯里挣脱出来。

“还是理智些吧。男人是要工作的，拉里，事关人的自尊。这是个年轻的国家，男人有义务去参与它的各种事业。亨利·马图林那天还说到的呢，我们正在开创一个时代，过去的成就与之相比将不值一提。他说我们的进步是无止境的，还确信到一九五〇年时我们会是世界上最富有最伟大的国家。你不觉得这让人激动得要命吗？”

“是挺要命的。”

“对年轻人来说这是史无前例的机遇。我原以为你会投身进去并引以为豪呢。多么美妙的探险征程啊。”

他轻笑了一声。

“你说的大概没错。像阿穆尔—斯威夫特这样的厂家会包装出更多更好的肉罐头，麦考密克等公司也会生产更多更好的收割机，亨利·福特也会产出更多更好的汽车。每个人都会越来越有钱。”

“那有什么不好呢？”

“就像你说的，有什么不好？我就是对钱不感兴趣。”

伊莎贝尔咯咯笑起来。

“亲爱的，别说得跟傻瓜似的。没有钱是无法生活的。”

“我有些钱的。这使我有机会做自己想做的事。”

“闲逛？”

“是的。”他笑答。

“你让我处境很为难，拉里。”她叹了口气。

“我很抱歉。我也没办法，不然也不会让你为难了。”

“你有办法的。”

他摇了摇头。他沉默了一会儿，陷入沉思中。当他最终开口时，他的话让她惊了一跳。

“人在死的时候，真的死得很彻底。”

“你究竟想说什么？”她不无忧惧地问。

“就是这样，”他朝她哀伤地笑了笑，“独自在高空的时候有很多时间思考，会有很多奇思异想。”

“什么样的想法？”

“很模糊，”他笑着说，“不连贯。让人困惑。”

伊莎贝尔琢磨了一会儿。

“你难道不觉得要是找一份工作的话，这些想法会不言自明，你也就能知道何处安身了？”

“我也想过的。我动过念头，可以做木匠，或是去汽修店。”

“哦，拉里，人们会认为你疯了。”

“这有什么关系呢？”

“对我来说有关系。”

沉默再次笼上来。这次她先开了口。

她叹了口气。

“你和去法国之前太不一样了。”

“不奇怪。我经历了很多事儿，你得知道。”

“比方呢？”

“噢，也就是挺平常的一系列事件。我在空军最好的朋友为了救我牺牲了。我久久都无法释怀。”

“跟我说说，拉里。”

他带着深深的沉郁凝视着她。

“我还是不说了吧，毕竟也没什么了不得的。”

天生情感丰富的伊莎贝尔眼睛里又满含了泪水。

“你不开心是吗，亲爱的？”

“不是的，”他笑答道，“唯一让我不开心的事情是我让你不开心了。”他抓住她的手，他强劲结实的手掌贴着她，那种亲和力让她感到如此的融洽无间，她得紧咬住唇才能不哭出来。“我想在下定决心之前，我是无法安生的，”他语气凝重，犹豫片刻后又道，“很难用言语表达。你在尝试说出来时会感到很尴尬。你对自己说：‘我是什么样的人，竟要拿这个、那个还有其他的东西来自寻烦恼？也许只不过我自命不凡罢了。走寻常路，既来之则安之，不是更好么？’接着你想起了一个人，刚才还活蹦乱跳，现在已经死了；多么残酷，多么没有意义。你很难不扪心自问，生命究竟是什么，有没有意义，是否只是无常命运中一个悲哀的错误。”

拉里的话迟疑而婉转动人，仿佛在迫使自己说出情愿不说的东西，却饱含了痛楚的真挚，此时不为他所动是不可能的。一时间伊莎贝尔无法相信自己所说的话了。

“假如你出趟远门会好过些吗？”

她一边问，心一边沉了下去。他过了许久才回答。

“我觉得是。你可以尝试着横眉冷对众口，可毕竟不容易。当大家对你有敌意时也会引发你的敌意，于是你就心烦意乱起来。”

“那你为什么不走呢？”

“唔，为了你。”

“我们开诚布公地说吧，亲爱的。眼下在你的生活中，还没有我的位置。”

“这是不是说，你打算解除婚约了？”

她颤抖的唇边挤出一个微笑。

“不，傻瓜，那是说，我准备好了等待。”

“或许一年，或许两年呢。”

“好吧，或许更短呢。你想去哪儿？”

他专注地看着她，仿佛想一直看到内心里去。她淡淡地笑笑，想掩藏深深的忧伤。

“嗯，我想去巴黎，作为一个开端。那儿我谁也不认识，没有人打扰我。我在休假时去过几次巴黎。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有了这么个念头，到了那里会澄清我脑子里混沌一片的东西。巴黎是很有意思的地方，给人的感觉是，你在那里能够把问题想得彻底通透而毫无阻碍。我认为在那儿可以看清楚前面的道路。”

“那如果你没能想清楚呢？”

他笑起来。

“那我就当白费了力气，回归美国人的远见卓识，重返芝加哥，随便找一份我能做的事。”

这样的情景对伊莎贝尔触动太强烈，当她转述给我时也无法保持平静，说完后她楚楚可怜地看着我。

“你觉得我做得对吗？”

“我觉得你做了唯一能做的事，不止如此，我还觉得你心地仁慈、宽容大度、通情达理。”

“我爱他，希望他快乐。而且你得明白，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执意要走我也并不难过。我希望他能摆脱现在这种不友好的氛围，不仅为了他，也为了我。人们说起他将一事无成时我不能责怪他们；我为此恨他们，可是在心底深处，我时时刻刻都有一种恼人的恐惧，那就是他们讲的并没有错。但是别说我通晓人情，我一点儿不理解他所追求的东西。”

“或许你是凭心灵去理解的，而不是靠理智，”我微笑道。“为什么不立刻和他结婚一起去巴黎呢？”

她眼眸里掠过一丝淡薄的笑意。

“我何尝不最想如此呢。可是我不能。你知道的，尽管我很不乐意承认。我真心觉得没有我在，他会更好些。如果纳尔逊医生说得没错，那他正在遭受延迟性战争休克的痛苦，而新的环境和新的兴趣一定会治愈他的创伤，等他找回平衡感后就会回芝加哥，像其他所有人一样安居乐业。我可不愿意嫁个游手好闲的人。”

伊莎贝尔是按照特定的教养方式成长的，也早已接受了灌输给她的一些准则。她并不看重钱，因为她要什么有什么，从未感受过什么是囊中羞涩，然而她本能地意识到其重要性。那意味着权力、影响和社会后果。这是一个人应该懂得的天然而显在的事情，明摆着应是他毕生的事业。

“你弄不懂拉里一点儿也不让我意外，”我说，“因为我很肯定，他也弄不懂自己。如果他对自己的追求讳莫如深，那也许是因为他本人也感到很迷惘。听着，我对他很不了解，这些只是猜测：他在寻找，但要找什么他并不清楚，也许他都不能确定要找的东西到底有没有，这都有可能对吗？也许战争中的经历让他无法释怀。你不觉得他可能正在追寻一个藏在未知之云里的理想么？就像天文学家在找一颗星，他只是通过数学计算推断了它的存在。”

“我感到有什么一直在困扰他。”

“他的灵魂？或许他对自己感到有些惶恐。或许他对于通过心灵之眼依稀看见的景象的真实性缺乏信心。”

“有时候他给我的印象是很古怪的。他让我感到他在梦游，突然醒在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弄不明白自己在哪里。战争之前他一切正常。那时他的一个优点就是对生活有着巨大的热情。他脑袋里什么都装得下，总是乐呵呵的，跟他在一起很开心，他可爱极了，也喜欢胡闹。究竟发生什么事情，让他改变了这么多？”

“我不知道。有时候一件很小的事也会出其不意地对人产生重大影响，这要看当时的情形和情绪。我记得去过一场万圣节弥撒，法国人称为亡灵节，那个村子的教堂在德国人最初入侵法国时遭了不少殃。教堂里挤满了士兵和穿黑衣的女人。墓地里有一排排矮小的木十字架。在悲痛而庄严的仪式和男男女女的哭声中，我感觉躺在这些小小十字架下的人或许比我们活着的人还好过些。我把自己的感觉说给一个朋友听，他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我无法解释，而我看得出他觉得我是个十足的傻瓜。我还记得在一次战斗之后阵亡的法国兵陈尸眼前，一具具叠在一起，就像破产的木偶剧团里的那些提线木偶，被横七竖八地堆放在落满灰尘的角落里，因为已经毫无用处了。我当时的想法就和拉里跟你说的一样：人在死的时候，真的死得很彻底。”

我不希望让读者觉得我在故弄玄虚，即拉里在战时究竟经历了什么而性格剧变，这个玄虚我会适时解开的。我认为他从未跟人谈起。然而多年之后他还是告诉了一个叫苏珊娜·鲁维耶的女子，拉里和我都认得。他讲到一个年轻的飞行员挽救了他的生命而自己牺牲了。她复述给我听，因而我说的只能是二手材料了。我是从她的法语翻译过来的。拉里显然和中队里的另一个小伙子成了铁哥们儿。苏珊娜只知道拉里说起他时用了个很有讽刺意味的绰号。

“他是个红头发的小个子，爱尔兰人。那会儿我们都叫他‘胆小鬼’，”拉里说，“比我知道的任何人都更有干劲。老天,他简直就是活力四射。他的面孔很有喜感，笑容也很滑稽，于是光看着他就想笑。他是个冒失鬼，做得出最疯狂的事情；他总是挨上司的整。他完全不懂得害怕，每当虎口脱险总是笑逐颜开，仿佛那是最好玩的笑话。可他的确是天生的飞行员，翱翔于天空时潇洒而机警。他教了我很多招数。他年岁略长于我，总是护着我；这其实挺滑稽，因为我比他足足高出六英寸，要真打起来放倒他是很容易的。有一回在巴黎他喝多了时，我怕他滋事就真这么做了。

“刚入伍时我不太适应，怕干不好，而他就用玩闹的方式给我打气。对于打仗，他的想法也很奇怪。他对德国人并不感到仇恨；他爱打架，有机会上阵便激动得要死。打下一架敌机在他看来只是搞了场恶作剧。他鲁莽、野蛮而缺乏责任心，可是他有种非常本真的东西，让人不自觉地喜欢上他。他可以把最后一个子儿掏给你，就如同掏空你的口袋一样随便。而假如你感到孤单了、想家了或是害怕了——我有时就是如此——他就能看出来，同时丑丑的小脸上堆出笑容，说的一番话又让你高兴起来。”

拉里抽了口烟斗，苏珊娜等着他往下说。

“我们总是想点子能一起出勤。在巴黎时他玩得很疯，我们过得很快活。一九一八年三月初照理是能有些休假时间的，我们为此还提前做好了计划，准备好好撒欢一下。临走前一天我们接到任务，要飞越敌军阵线并把看到的情况带回来报告。我们突然遭遇了一群德国飞机，还没弄清怎么回事便混战成一团。有一架敌机紧咬着我，但我还是抢先动了手。我瞥了一眼，看它是不是一头栽了下去，而此时我的余光瞧见了另一架尾随过来。我一个俯冲想摆脱开，可敌方如一道光似的跟了上来，我想这回是完了。千钧一发之际我看见‘胆小鬼’闪电般冲下来结果了它。敌机群吃不消这阵仗逃离了，我们也得以返航。我的飞机被打得够呛，只能勉强开回来。‘胆小鬼’在我前面先着了陆。我钻出飞机时，他们已将他拖出来。他正躺在地上，大家等待着救护车。他看见我时眉开眼笑。

“‘我把跟着你的那个蠢货揍了下来。’他说。

“‘你怎么了，“胆小鬼”？’我问。

“‘噢，没什么。他跑到机翼一侧偷袭了我。’

“他面色惨白，一种古怪的神情忽然掠过他的脸庞。他此刻才意识到快要死了，他还从没有过可能会死这一念头。他没等别人阻拦就坐起来笑了一声。

“‘啊，我这下完蛋了，’他说。

“他又倒下去，死了。二十二岁。准备打完仗回爱尔兰跟一个姑娘结婚的。”

在与伊莎贝尔谈话的第二天我离开芝加哥去了旧金山，准备在那儿登船赴游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