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实话孔子

夫子何人

要说孔子，得先知道他是什么人。

孔子是什么人？拿这问题问中国人，十有八九会说是“圣人”。孔圣人嘛，谁不知道？孟子就说得更明确，孔子是“圣之时者”（《孟子·万章下》）。这话什么意思？鲁迅先生说除了翻译为“摩登圣人”，没有别的法子。（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但照我看来，如果搁到现在，大约也可以叫“文化超男”。

当然“摩登圣人”也好，“文化超男”也罢，都不是孟子的原意。孟子的原意，是“圣人当中最识时务的”。孟子说，圣人，有四种。伯夷，是“圣之清者”，也就是“圣人中最清高的”。伊尹，是“圣之任者”，也就是“圣人中最负责的”。柳下惠，是“圣之和者”，也就是“圣人中最随和的”。孔子，是“圣之时者”，也就是“圣人中最识时务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孔子善于处世。孟子说，孔夫子的处世之道，是“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孟子·万章下》）。什么意思呢？就是该离开就离开，走得快快的；该待着就待着，待得长长的；该隐居就隐居，绝不贪图名利；该做官就做官，也不自命清高。总而言之，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很知道因时制宜，所以是“圣之时者”。

孟子这话可以讨论。孔子的选择，恐怕没那么自如，很多时候是不得已。这一点，读完本章就会明白。同样，圣人这个头衔，孔子也十有八九不会认同。孔子自己说得很清楚，“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只不过去世以后，管不着了，只能由着别人说。但倘若知道孟子称他“圣之时者”，则多半会怀疑是不是讽刺。

孔子不是圣人，是什么人？他老人家自己的说法，是普通人。《论语》一书中，孔子两次说到“吾犹人也”，一次在《述而》，一次在《颜渊》。就是说，我和别人差不多。或者说，我也是个人，与别人没什么两样。

那么，孔子是普通人吗？

是，至少原本是。孔子，名丘，字仲尼，尊称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活了七十三岁或者七十四岁（算法不同）。根据众多学者的研究，孔子的祖上本是宋国的贵族。而且追根溯源，还是商汤的后代。后来，孔氏家道中落，又受到权贵威胁，便迁到了鲁国，其实是移民。孔子本人，则生于鲁国，长于鲁国。就是说，他祖籍是宋，国籍是鲁。宋为商之后，鲁为周之后。孔子身上，有两种文化的交融。

移民到鲁国的孔家，已经没有了在宋国的风光。孔子的父亲叔梁纥（音核），只当过“县级干部”（邑宰），而且在孔子三岁那年就去世了。所以，孔子的童年，很苦；他的一生，也不顺。不过这种苦，这种不顺，反倒成全了孔子，使他成为一个博学多才的人。也就是说，孔子即便是圣人，那也是苦出来、逼出来的圣人。

这样说，有证据吗？有。据《论语·子罕》，有一个高官（太宰）曾惊异于孔子的学问，就去问他的一个学生：你们老师只怕是圣人吧（夫子圣者与），怎么会有这样多的才能（何其多能也）？这个学生马上就回应说：当然啦，老天爷原本就要我们先生当圣人，又让他多才多艺嘛（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

孔子的这个学生，就是子贡。子贡，姓端沐，名赐，子贡是他的字。端沐，也有写成“端木”的；子贡，也有写成“子赣”的。这些写法都对，不算硬伤。子贡是卫国人，生于公元前520年，比孔子小三十一岁。此人的特点，是头脑灵光，能说会道。无论办外交，还是做生意，都得心应手。他和颜回、子路一样，是孔子最重要的学生。子贡在《论语》中出现的次数也很多（28次），仅次于子路（42次），排第二（并列第三的，是颜回和子夏，21次）。孔子的许多名言，比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就是对子贡说的；孔子学说的一些重要特征，比如“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也是子贡总结出来的。如果他不是孔子的得意门生，这话就没资格说。

子贡与孔子的关系很亲密，也很随便，随便到孔子常常会调侃他。据《论语·公冶长》，有一次子贡问孔子：先生看我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你是个东西，是个器皿（器也）。子贡又问：是什么器皿？孔子说，瑚琏呀！瑚琏，是宗庙里的礼器，与簠簋同类，也有人说就是簠簋，总之是用来放米饭之类食品的，说白了就是饭桶。但用于宗庙，又很高贵，是既贵重又华美。那么，孔子说子贡是瑚琏，是什么意思呢？这就看我们怎么理解了。钱穆先生取其贵重华美，认为这是赞许子贡为“廊庙之材”（钱穆《论语新解》，下引均见该书，不再注明）。李零先生认为是有分寸的肯定，因为“瑚琏是重器，但不是最重要的器”（李零《丧家狗》，下引均见该书，不再注明）。李泽厚先生认为是有褒有贬，半开玩笑（《论语今读》，下引均见该书，不再注明），这个我比较赞同。我也认为孔子是半开玩笑。他的意思是：阿赐呀阿赐，你是一个“又贵重又华美的高级饭桶”。

孔子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敲打子贡。孔子带学生，有个特点：因材施教。有的学生要鼓励，有的学生要敲打。子贡就经常被敲打，因为子贡太聪明。一个人，如果太聪明，就容易自作聪明，也容易耍小聪明。这很危险，当老师的不能不敲打敲打。比方说，据《论语·宪问》，子贡喜欢“方人”。方，有人说是讥讽，也有人说是比较，其实一回事，就是子贡喜欢拿自己跟别人比。比较的结果，是觉得别人都不如自己，便难免讥讽。这就是卖弄聪明了。于是孔子就说：阿赐呀，你就那么优秀吗？（赐也贤乎哉）我就没那闲工夫（夫我则不暇）！的确，一个人，管好自己就行了，何必对别人说三道四，品头论足？

不过敲打归敲打，欣赏归欣赏，孔子其实是很喜欢子贡的。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去世七天前，子贡去看他。孔子说：阿赐呀，你怎么来得这样晚啊！又说：天下无道已经很久了，谁能继承我呢？说着说着，眼泪就流下来了。

孔子这话，就有点托以后事的意思了。事实上子贡对孔子，也是忠心耿耿，情深谊长。孔子去世后，学生们都守丧三年，唯独子贡在墓前守了六年。后来，又力排众议，力挽狂澜，极力维护孔子的光辉形象。当时，社会上刮起了一股贬低否定孔子之风，而且都拿子贡来说事，说子贡比孔子优秀多了。子贡说：这是什么话！就像盖房子，我的院墙只有肩膀那么高，当然一眼就看清楚了。我们老师却是深宅大院，你们只怕连门都摸不着，哪里知道他老人家的深浅？别人再优秀，也只是丘陵而已；我们老师却是太阳和月亮，永远都不可超越！（《论语·子张》）实际上，孔子去世以后，尊奉孔子为圣人的“造圣运动”，就由子贡发起。太宰问他孔夫子为什么多能，他说“天纵之将圣”，并不奇怪。

然而孔子听说却不以为然。他说：太宰这些人能了解我吗（太宰知我乎）？我的童年是很苦的，很卑贱的（吾少也贱），所以会干许多脏活、累活、苦活、下贱活（故多能鄙事）。一个君子，能有这么多本事吗？不能吧！（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孔子这话不好懂。什么叫“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这个“多”，是“多才多艺”的多，还是“多能鄙事”的多？太宰问的，显然是前者（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孔子的回答，却显然是后者（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多能鄙事是不能算作多才多艺的。因此许多学者的解释，是认为孔子并不欣赏这个“多”。比如李泽厚先生的《论语今读》，就直接翻译为“君子需要这么多的技术吗？不需要”。

李泽厚先生的翻译是有依据的，依据就是朱熹的注。朱熹认为，孔子虽然承认自己“多能”，却又特别说明那不过是一些下贱的技艺而已（所能者鄙事尔），不足为道，与圣不圣的也没关系（非以圣而无不通也）。据此，则孔子的话就可以这么理解：我因为少年贫贱，多少能干一些粗活。如果是真正的君子，会有这么多技术吗？不会的。

这当然也通。但这样一来，孔子的话，就不但答非所问（何其多能也），而且连多才多艺和自己是君子，也都否定了。这好像有问题。因此，我更赞成李零先生的解释：孔子认为“多能”这事，与是不是圣人没关系，与出身好坏也没关系。恰恰相反，就他个人而言，反倒正是少年时代的贫贱所造成。实际上，同在《论语·子罕》，就有孔子的一句话：“吾不试，故艺。”试，就是举用、出仕、做官。因此，孔子这话的意思就是：我不被国家任用，所以才艺特多。多艺既因“不试”，多能岂非因为“贫贱”？

那么，“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又怎么解释？原来这里说的君子，并非道德意义上的，而是阶级意义上的，指的是那些出身高贵、生活优越的贵族子弟。这也是君子一词的本来意义——“君之子”或“上等人”。这些人，饭来开口，衣来伸手，用不着亲自干活，哪会“多能”？穷人的孩子倒是早当家。因此，孔子的话就可以这样翻译：太宰这些人真能了解我吗？我的童年是很苦、很卑贱的，所以会干许多下贱活。那些养尊处优的上等人（君之子），能有这么多本事吗？不能吧！（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孔子的话如果能做这种解释，那我对他老人家真是要肃然起敬。许多人只知道孔子是大圣人，不知道他小时候是苦孩子。事实上，为了谋生，孔子当过季氏的家臣，看仓库，喂牲口，做会计，一步一步升上去，有机会就学习，终于自学成才，成为当时顶尖级的大学问家。而且，我认为，孔子做学问能够融会贯通，古为今用，很大程度上与他懂得民间疾苦，懂得世事艰难，曾经亲身实践有关。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一贯主张年轻人应该吃一些苦，甚至主张一个高中生考上大学以后，应该保留学籍，先去当一年兵，或者当一年农民。

其实，即便孔子的话不能这样理解，也很难得。因为当时他已经名满天下，否则太宰就不会那么问。然而，盛名之下的孔子，并没有接受“天纵之将圣”的哄抬和吹捧，反倒将“吾少也贱”的真实情况和盘托出。也就是说，他不但告诉我们他是普通人，还告诉我们他曾经是“贱人”。而且，尽管他瞧不起那些“鄙事”，却还是承认自己“多能鄙事”。这说明孔子是坦诚的，他愿意把真实的自我呈现出来。就凭这一点，我们将永远敬重他老人家。

孔子不拿自己当圣人，我们也同意。至少，得尊重他老人家的意思。不过，要说孔子就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普通人，怕也不通。那么，他该是什么人？

学人。

孔子作为学人，有三大特点：好学、博学、活学。他的名言，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论语·公冶长》）。孔子说，他十五岁就“志于学”（《论语·为政》）。直到晚年，依然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可谓活到老，学到老。他还说，像他这样忠厚诚信的人，一个十户人家的地方就会有，却都“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可见孔子对好学的看重，还在忠信之上。这两个字，他只给过一个学生，那就是颜回。孔子曾两次对人说，自从颜回去世，就再没有听说有好学的人了。这两次，一次是对鲁哀公，一次是对季康子，两次都说“有颜回者好学”，都说“今也则亡”（《论语·雍也》《论语·先进》）。好学，太重要了！

孔子好学，学什么呢？什么都学，学无常师，多才多艺。据《论语·子张》，有一个卫国人（名叫公孙朝）曾经问子贡，说“仲尼焉学”？这话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要问仲尼先生的学问，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或者说，你的老师是孔子，孔子的老师又是谁？他这样问，可能是好奇，也可能是质疑。因为一个人如果学问很大，人们就会关心，他是什么学校毕业，师从何方神圣，几岁开始读经典，对这问题研究多少年了，等等。如果答不上来，他就会怀疑你是文化骗子。所以，正如李零先生所说，老师的老师是谁，有时是大问题。

然而孔子却恰恰是个没有老师，也没有学历和文凭，自学成才的。那么，子贡又怎么回答呢？子贡说：文王和武王留下的文化遗产（文武之道），并没有丢失（未坠于地），而是散落在民间（在人）。每个人都能在民间学习，只不过“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而已。文武之道既然遍地都是（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我们先生在哪里不能学习（夫子焉不学），为什么一定要有固定的老师、专门的传授呢（亦何常师之有）？

好一个子贡，回答得真是漂亮！俗话说，英雄不问出处。一个人，只要他有真学问，课上得好，你管他学问是从哪里来的，你又管他的老师是谁。难道一定非得是什么门什么派，才是正宗？我同意李零先生的观点：“学无常师，才叫大师。”因为只有学无常师，才能兼收并蓄，自成一家，也才能成为大师。何以谓之大？有容乃大。何以谓之师？可法曰师。因此，堪称大师的人，一定是博学多才、融会贯通，而且可以学习，可以效法的。

孔子就是这样的大师，他这个学人也不是专家型的。《论语·子罕》记载了一件事：有个村民（达巷党人）评论孔子，说是“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孔子听说后，就对自己的学生说：那我做什么人？马车夫，还是射击手？还是做马车夫吧！（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这段话，历来也有两种解释。郑玄、朱熹他们的解释，是说达巷党人赞美孔子，说孔子这人太伟大了，六艺都通，没办法用一门学科来称他为专家。孔子自己谦虚，选择了地位最低的马车夫。我倒是更赞成杨伯峻、林语堂、李零等先生的解释。李零先生的解释见于何书，前面说过了。杨伯峻先生和林语堂先生的解释，则分别见于《论语译注》和《孔子的智慧》（以后引用这两位先生的观点，亦均见于以上两书，也不再注明）。按照这三位先生的解释，所谓“博学而无所成名”，或者是叹息，或者是讥讽。叹息的意思是：孔子博学是博学，可惜没有足以树立名声的专长。（杨伯峻的解释）讥讽的意思则是：孔子博学是博学，可惜样样都通，件件稀松。（林语堂的解释）李零先生也认为是讥讽，但认为孔子的回答很巧妙。李零先生说，孔子是拿马车夫和射击手做比方。射击手是只盯着一个目标，马车夫是到处跑。孔子选择马车夫，就是选择广博，不选择精专，也不在乎能不能当专家。看来，他老人家要是活在今天，就不会说学中文的怎么可以讲历史。

孔子是好学的，也是博学的。更重要的是，他的学问做得很活，不是那种死学问。他认为“三人行必有我师”（《论语·述而》），生活中处处有学问，跟谁学并不重要（亦何常师之有），重要的是活学活用，举一反三，卓有成效。那么，怎样才能把学问做活？两条：一是悟性，二是贯通。据《论语·公冶长》，有一次孔子问子贡：阿赐呀，你和颜回比，哪个更强些？子贡说：阿赐怎么敢比阿回？阿回听到一就能想到十（闻一以知十），阿赐顶多才想到二（闻一以知二）。这里有个细节请大家注意，就是孔子说到颜回和子贡，都是称名不称字（子贡名赐，颜回名回，字子渊）。子贡回答孔子的话，说到自己，说到颜回，也都称名。这就是“礼”。依礼，与长者、尊者说话，无论提到自己，还是同辈，都是只能称名的。所以孔子的问话，是“女（汝）与回也孰愈”；子贡的回答，则是“赐也何敢望回”。于是孔子说，是比不上（弗如也）。他还说：“吾与汝，弗如也！”这话什么意思？一种解释是：我赞成你的说法，你是比不上他。另一种解释是：我和你，都比不上。两种解释，都通。

孔子对颜回的评价，为什么这么高呢？就因为颜回有悟性。孔子做学问，最反对四种毛病，叫意、必、固、我（《论语·子罕》）。意，就是凭空想象；必，就是绝对肯定；固，就是固执拘泥；我，就是自以为是。这四种毛病，孔子都没有，今人都不少。原因之一，就是没悟性，一根筋，认死理，画地为牢，还死不开窍。

当然，光有悟性不够，还得贯通。据《论语·卫灵公》，有一次，孔子还是问子贡：阿赐呀，你认为我这个人，就是书读得多，又都记得住吗？（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子贡惊异地说：是啊！难道不是吗？（然，非与）孔子说：当然不是（非也）！我是靠一个东西来贯通它（予一以贯之）。我认为，这是孔子治学箴言中最重要的一句话。不要以为知识多、记性好，就一定是大学问家，还要看他有没有一以贯之的东西。这个东西，可以是基本观点（看法），也可以是基本方法（逻辑）。但如果没有，则所谓学问云云，不过一地鸡毛。可惜，中国的学术界，多的就是鸡零狗碎，少的就是一以贯之。就连民间一些人，崇拜的也是四书五经倒背如流，回字的四种写法他都清楚。三皇五帝，子曰诗云，甲乙丙丁，开中药铺。这样的人，能算知识分子吗？我看只能算字纸篓，或者王朔说的“知道分子”。

孔子不是这样的人，他的学问也不是这样的学问。这当然因为他少年贫贱，多能鄙事；又学无常师，自学成才。但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学问要有用。用在哪里？官场，社会。为什么？因为孔子的学问，主要是关于政治和伦理的。政治的要用于官场，伦理的要用于社会。没有用，也等于白搭。

那么，他用上了吗？

学而优则仕

孔子的学问要想用得上，只有一条路：做官。

孔子想做官吗？想。有多想？跃跃欲试，蠢蠢欲动，急不可待。据《论语·子罕》，有一次，还是前面说到的那个学生——子贡，忽然问他的老师：如果这里有一块美玉（有美玉于斯），咱们是把它藏起来呢（韫椟而藏诸），还是找个合适的人卖了呢（求善贾而沽诸）？前面说过，子贡这人，很会做生意，是孔门弟子中唯一的大商人。孔子周游列国，据说就是他赞助的（当然只是据说）。现在时兴讲儒商，子贡便可算作祖师爷。因为他又有学问又有钱，还有官衔，是儒商中的顶级儒商。在商言商，所以子贡会有这话。

不过，孔门师生之间的对话，往往不能就事论事，只做字面理解。比如据《论语·学而》，有一次，还是子贡，问他老师：“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谄，就是低三下四，讨好巴结；骄，就是趾高气扬，盛气凌人。所谓“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就是说，穷不傍大款，阔不耍大牌，怎么样？孔子说，可以。但不如贫穷却快乐，富有也好礼。（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又问：《诗经》上说，要像对待象牙一样，仔仔细细地切磋（如切如磋）；要像对待玉石一样，仔仔细细地琢磨（如琢如磨）。是这个意思吧（其斯之谓与）？孔子一听，十分高兴地说：阿赐呀阿赐，我可以和你谈诗了（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诉你前面的，就知道后面的。（告诸往而知来者）

这话听得我们一头雾水，这都是哪跟哪呀？原来，孔子的说法，确实比子贡的境界高。“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只是避免了“不应该”；“贫而乐，富而好礼”，却是提出了“该怎么样”。前者是对别人，后者是对自己。前者易，后者难；前者要求低，后者要求高。因此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即精益求精。从前者到后者，是精益求精；从子贡到孔子，也是精益求精。子贡浮想联翩，举一反三，悟出了这个道理，所以孔子夸他。

孔门师生之间的对话既然像打哑谜，不能就事论事，则子贡前面说的话，也就不是要做买卖，而是在打比方。子贡的问题很清楚：一个人才，一个士（美玉），是应该隐居呢（韫椟而藏诸），还是应该从政（求善贾而沽诸）？这个意思，孔子当然懂，便飞快地说：卖了吧，卖了吧！（沽之哉，沽之哉）我这正等着卖呢（我待贾者也）！

这里的问题是“贾”。贾，音古，商人的意思；也通价，价钱的意思。如果是后者，则孔子的“待贾”，就要读作“待价”，也就是在等好价钱。事实上待价而沽这个成语，就从这里来。但我更赞成许多学者的观点，所谓“待贾”，是在等好买主，即子贡说的“善贾”，也就是识货的人。当然，“善贾”也可以读如“善价”，即理解为好价钱。不过，宝刀赠烈士，货卖与识家。对于孔子来说，识货恐怕还是比价高重要。这当然也可以讨论，但不管怎么说，孔子一口气说了两个“沽之哉”，他急于从政的心情，已是跃然纸上。孔子既然都在“待贾”，则后世的读书人如果“待贾”，也不丢人。说他们“待贾”，也无贬意。认为待价而沽不清高，庸俗，其实是后世腐儒的看法，虚伪得很。

孔子的急于从政，还惹得他另一个学生不高兴。这个学生就是子路。子路就是仲由，子路是他的字，也叫季路（季是排行）。子路生于公元前542年，卒于公元前480年，比孔子小九岁。他是孔门中的老前辈，不但年龄大，而且辈分高。据李零先生考证，孔子三十五岁以前居鲁时，子路就跟了孔子，是“黄埔一期”。他在《论语》一书中出现的次数最多，其次是子贡，再次是颜回和子夏。实际上孔门弟子中最重要的也是这四个人。颜回是“学习标兵”，子夏是“文化传人”，子贡是“造圣运动”的领袖，但他们的辈分都比子路低。颜回和子贡是“黄埔二期”（孔子自齐返鲁后招收的学生），子夏是“黄埔三期”（孔子周游列国时招收的学生）。子路，实在要算作孔门弟子中的大师兄。

子路追随孔子时间最长，挨骂也最多。孔子对他，不仅是骂，而且常常是痛骂。倒不是孔子不喜欢子路，而是子路的脾气太坏。他这个人，用北京话说，叫“浑不吝”，也就是性子急，胆子大，脾气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水里火里不回头，是头犟牛。李零先生说他像李逵，有道理。李逵是什么样的呢？口无遮拦，经常挨骂。子路就是这样。他心里想什么，嘴上就说什么。老师不老师的，他可不管，非说不可。

现在就来看孔子怎么惹得子路不高兴。据《论语·阳货》，孔子曾经有过两次被人招聘做官的机会，一次是在公元前501年，另一次是在公元前490年。但是，这两次招聘都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招聘者是叛军。公元前501年那一次，是鲁国大夫季氏的家臣公山弗扰盘踞费邑谋反；公元前490年这一次，则是晋国赵简子的家臣佛肸（音毕西）盘踞中牟反赵。这两次，都是家臣反叛大夫，典型的犯上作乱，而孔子居然两次都想去（子欲往）。子路就不高兴了。子路这人直呀！一不高兴，那表情就明明白白写在了脸上，《论语》的说法是“子路不说”（说，就是悦）。其实岂止是不悦，子路还有话说，而且话说得很难听。

子路说什么呢？第一次，子路说：没有地方去（末之也），也就算了（已），为什么一定要去那种人那里（何必公山氏之之也）？第二次，子路的话就更不客气。子路说：过去，仲由曾经听先生说过（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出尔反尔当叛徒做坏事的人（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是不到他那里去的（君子不入也）。现在那家伙阴谋叛乱（以中牟畔），先生却要去帮他，请问怎么解释（如之何）？

这话问得一针见血，不要说孔子不好回答，就连我们这些旁观者，也替他老人家捏一把汗。于是后来那些尊孔的，就来帮孔子打圆场。有人说，孔子哪里是真想去，不过考验试探学生罢了。也有人说，孔子答应去，是因为心软、厚道，打算去了以后帮他们改邪归正。还有人说，帮助家臣反叛大夫，也就间接地帮助了诸侯，等于以毒攻毒。所以孔子虽然并不想去，却也不拒绝。子路浅薄，哪里懂得夫子的深意。

这就是曲意回护了。即便孔夫子，也未必领他们的情，因为孔子自己有回答。其实子路的问题，也是我们的问题。前面说过，孔子是一个学人。照现在的理解，一个学人，就该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做学问，为什么要到处乱跑，又为什么那么想做官呢？

且看孔子如何回答。

第一次，孔子回答说：他们招聘我，难道是白招吗？（夫招我者，而岂徒哉）答案不言而喻：不能白招。怎么个不白招呢？讲条件。怎样讲条件呢？你要用我，就得依我的主张。依了孔子的主张又怎么样呢？孔子说，如果他们真的用我，我就把那个地方变成东周！（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后面我们还要讲到，回到东周，正是孔子为解决当时社会问题做出的设计。可惜，这个设计，一直没有机会去实施。现在机会来了，能不抓住吗？

这就是孔子急于做官的第一个原因：实施政治蓝图。

然而孔子的这个说法，好像并没有说服子路。第二次，子路的质疑更加激烈，简直等于指责孔子言行不一。孔子这回也急眼了。他说：不错，我是说过“君子不入”这样的话（然，有是言也）。可是，真正坚固的东西，磨也磨不薄（不曰坚乎，磨而不磷）；真正洁白的东西，染也染不黑（不曰白乎，涅而不缁）。这意思也很清楚：我这回是到坏人那里去。但是，像我这样真正的好人，难道就会跟着变坏了吗？这当然也讲得通。不过，这只是回答了能不能去的问题，没有解释为什么要去。不错，真正的好人，到了坏人那里也不会变坏。但是，你又何必要去呢？要知道，坏人并没有拿着刀子逼你去呀，就算不能严词拒绝，至少也能婉言谢绝吧！这就让子路想不通。于是孔子又进一步解释说：“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这里说的匏瓜，是一种味道很苦的葫芦，只能挂着好看，不能吃。所以，孔子这话的意思就是说，我难道就中看不中用，只能挂起来做摆设吗？

妙哉此言，这才是心里话。原来，孔子是一定要被人所用的。为什么呢？因为孔子的学问，首先是政治学，其次是伦理学。政治学也好，伦理学也好，都要实践。不实践，一点用都没有，一点价值都没有，而且也不知道那学问是对是错。怎么实践？做官。要推行政治主张，固然要做官；要实现道德理想，同样得做官。因为只有做官，才能教育人民，敦风化俗。更何况推行政治主张也好，实现道德理想也好，都需要时间，孔子岂能不急？

这就是孔子急于做官的第二个原因：实践学术主张。

孔子急于做官，还有第三个原因：实现人生价值。孔子是什么人？或者说，是什么人的代表？士人，君子。士人是相对于庶人的，君子是相对于小人的。士人与庶人、君子与小人，有什么区别？孔子认为，士人和君子有人生价值，庶人和小人没有。所以孔子说，一个君子，如果“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那就“难矣哉”（《论语·阳货》）。“难矣哉”是什么意思？李泽厚先生说是“难办”，李零先生说是“难受”，总之是不行。孔子还说，一个士人，如果贪图安逸（怀居），那就不配称作士，谓之“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问》）。为什么呢？就因为士人和君子有人生价值，而要实现人生价值，就必须做事。

那么，士人和君子做什么事？两件事：一是做官，二是做学问。而且，最好是两件事都做，即“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这句话虽然是子夏说的，却很能代表孔子的意思，因为这就是他的理想——在读书与做官之间游刃有余。过去，人们常常把“学而优则仕”理解为书读得好，就能做官，或就去做官，这是不对的。因为这句话的前面，还有“仕而优则学”。如果“学而优则仕”是“书读得好就做官”，那“仕而优则学”是什么意思？是“官做得好就读书”吗？显然不通。其实，这里的“优”，不是优秀，而是优裕，即“有余”或“富余”。也就是说，做官而有余力，就治学；治学而有余力，就做官。一边做官，一边做学问，两边都不耽误。

这当然也不错。但如果做不到呢？首选什么？做官。在孔子看来，做官是最重要的，不做官则是可耻的。为什么最重要呢？因为做官是读书的目的。为什么不做官可耻呢？因为只有做官，才是士人和君子的正当职业；也只有通过做官赚的钱，才是士人和君子的正当收入。要知道，士人和君子也是人，他们也要谋生，要吃饭，要有钱用。钱从哪里来？非由天降，非由地生，只能去做官。种地是不行的，孔子瞧不起那些“鄙事”。孔子有个学生，就为这事很不讨老师喜欢。这个学生叫樊须，字子迟，所以又叫樊迟，比孔子小三十六岁，也是“黄埔三期”。此人不知哪根筋搭错，居然提出要学习种粮。孔子说：这事我不如老粮农（吾不如老农）。又提出学习种菜。孔子说：这事我不如老菜农（吾不如老圃）。樊迟一走，孔子就大骂这学生，说是“小人哉，樊须也”。（《论语·子路》）显然，在孔子看来，干农活，当工匠，做生意，都不如读书做官。读书做官的是君子，其他都是小人。

咦，这就奇怪！孔子不是说过，他自己少年时代也“多能鄙事”吗？怎么又蔑视农工商了？对不起，“多能鄙事”那是过去。过去，孔子是“小人”，甚至是“贱人”。为了谋生，不能不干些“下贱活”。这些“下贱活”，也曾经让他从中受益。这一点，他也承认。但现在，他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是“君子”了。“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也就是“谋心不谋生”，岂能再去种粮种菜，挑个小担儿卖红薯？何况孔子还有一个观点，叫做“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论语·八佾》），也就是过去的事情不能纠缠，要紧的是面向未来。未来是什么？做官！做官！做官！

由此可见，孔子主张士人和君子做官，就像现在的国企改革一样，是要解决两个问题：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往政界去。钱从哪里来？从俸禄来。所以必须做官。为了做官，孔子曾经放言，说是如果有人用他来治国或者齐家，则“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期，音基。从今年这个月到明年这个月，叫“期月”，也就是整整一年。孔子的意思很清楚，只要让我做官，保证“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获成功”，简直就像现在的某些医药广告。

孔子还为自己的学生做宣传。据《论语·雍也》，有一次，鲁国大夫季康子向孔子征求意见，问他的学生谁可以出来做官。季康子先问子路，再问子贡，再问冉有。子路和子贡，前面说过了，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冉有。冉有，名求，字子有，生于公元前522年，比孔子小二十九岁，“黄埔二期”的。他也是孔子的重要学生，特点是行政能力强，还善于理财，最适合做财政部长。孔子的回答，是他们三个都不成问题。子路果敢决断（由也果），子贡通情达理（赐也达），冉求多才多艺（求也艺）。从政治国，绰绰有余，做个官算得了什么呢？（于从政乎何有）可见，只要有机会，他不但推销自己，也推销学生。

好家伙，这就简直是官迷心窍了。自己想做官，也主张学生做官，还认为读书的目的就是做官。当年批判他“读书做官论”，不算冤枉。

那么，孔子是“官迷”吗？

不是。为什么呢？两个原因。第一，孔子虽然很想从政，准备从政，急于从政，却并非见官就拜，是官就做。孔子做官，是有原则、有底线的，这就是必须“邦有道”，也就是政治清明。孔子说得很清楚：“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论语·宪问》）谷，就是官员的俸禄。古代以谷米为俸禄，相当于现在的工资、薪水。所以这话的意思就是：国家政治清明，可以出来做官。国家政治黑暗，也做官领薪水，就可耻。孔子又说：“天下有道则见（现），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这意思也很明白。天下太平，就出来工作（见）；不太平，就当隐士（隐）。国家政治清明，你还穷兮兮、赖兮兮的，没有财富（贫）也没有地位（贱），可耻！国家政治黑暗，你却荣华富贵，飞黄腾达，更可耻！

这样一说，我们就清楚了。出不出来做官要看政治状况。为什么要看政治状况？因为政治状况不好，理想不能实现，自身也不安全。所以在孔子那里，做官是重要的，却不是唯一的。这是孔子的第一条原则。

第二条原则，就是你再想做官，再想赚钱，再想富贵，也必须“取之有道”，不能采取不正当手段。在《论语·里仁》，孔子说，发财和做官（富与贵），这是人人都希望的（是人之所欲也）。但如果必须采取不正当手段去得到（不以其道得之），君子就宁肯不要（不处也）。贫穷和卑贱（贫与贱），这是人人都厌恶的（是人之所恶也）。但如果必须采取不正当手段去躲避（不以其道得之），君子就宁肯不躲（不去也）。这里的第二个“不以其道得之”好像有点问题，杨伯峻先生认为应该是“不以其道去之”。这个也不必去管他，反正孔子的意思就是，追求富贵也好，躲避贫贱也好，都必须采取正当手段。

孔子这段话很重要，也很有意思。他虽然强调“道”，却也不回避“欲”。“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但“不以其道得之”，则“不处”“不去”。这可真是既坚持原则，又实话实说，不唱高调，可谓真君子！可惜后世许多人，却只承认后半截，不承认前半截；或者只强调后半截，不强调前半截。这是不全面的，也不是孔子的原意，更不是孔子的理想。孔子的理想，是天下有道，读书做官，富贵荣华。身处乱世，隐居民间，安贫乐道，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士之为士，就是要做事。不做事，又何以为士？既然做了事，则富也好贵也罢，又有什么不能要的？至于世道不好，做不了官，那只能怪运气。想，还是可以想的。当然，不想也是每个人的自由。当真不想的，是真隐士。最怕的是心里特想，嘴上又不承认。这是什么？是伪君子。

伪君子是孔子不喜欢、不赞成的，我们也不喜欢、不赞成。

现在我们知道孔子为什么想做官了。一是为了实施政治蓝图，二是为了实践学术主张，三是为了实现人生价值。这才有他所谓的“读书做官论”。问题是，做官并不容易，得会才行。不会，也白说。

那么，孔子他会做吗？

君子固穷

现在看来，孔子大约也是会做官的。对于这件事，他是“三有一懂得”，即有准备，有想法，有策略，懂政治。我们读《论语》，会发现多次有人问政，孔子都有回答。比如《论语·颜渊》，就有子贡问政，子张问政，齐景公问政，季康子问政；《论语·子路》，则有子路问政，仲弓问政，子夏问政，叶公问政。问政的人，有执政者，也有学生，孔子都对答如流，留下了许多治国的名言，比如“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比如“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等等，都是。可以说，孔子为他的从政做了充分的准备，而且是“时刻准备着”。

孔子也有想法。为了这些想法，子路还顶撞过孔子。这事可能发生在卫出公五年（公元前488年），即孔子六十四岁、子路五十五岁那年。这年，卫国的国君卫出公准备聘用孔子。据《论语·子路》，子路听说后，就去问他老师：卫君正等着先生去实现政治主张（卫君待子而为政），先生的第一件事准备干什么（子将奚先）？孔子说：那一定是“正名”吧（必也正名乎）！子路马上就表示不以为然。子路说：先生真有这想法吗（有是哉）？那也太迂腐了吧（子之迂也）！干吗非得正名（奚其正）？孔子一听，勃然大怒说：仲由！你也太野蛮、太粗鲁、太放肆了！（野哉由也）一个君子，对自己不懂的事情，是应该保持沉默的（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你怎么信口开河！

看来，至少从子路开始，说直话的就不讨人喜欢。于是六十四岁的先生，就开始教训他五十五岁的学生。孔子告诉子路，正名是极其重要的。孔子说，名分不正，言语就不能顺畅（名不正，则言不顺）；言语不顺畅，事情就不能成功（言不顺，则事不成）；事情不成功，礼乐就不能复兴（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复兴，刑罚就不能得当（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得当，老百姓就会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措〕手足）。孔子的意思也很清楚：正名，难道是小事？

正名为什么重要？因为这是孔子的施政纲领，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什么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君像君，臣像臣，父像父，子像子，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名分来做人做事。这就先要“正名”。正了名，大家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知道应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都守规矩，不胡来，社会就有序，天下就太平。所以孔子对子路说，规定了一种名分，就一定有他的道理，而且能说出来；说出了这个道理，也就一定能够做到。这就叫“名之必可言”而“言之必可行”。（《论语·子路》）

那么，孔子在卫国正名了吗？如果正了名，他成功了吗？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孔子在卫国只待了四年，卫出公九年（公元前484年）时就离开了。据《左传·哀公十一年》，当时孔子是一言不合，叫人套上车子就走（退，命驾而行）。走的时候还说：鸟是可以选择树的，树还能选择鸟吗（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看来他是碰了钉子。

忠实而莽撞的子路倒是留在了卫国（也可能在鲁、卫两国之间往返），而且在卫出公十三年（公元前480年），体面地牺牲在卫国的动乱中。据《左传·哀公十五年》，当时子路被人用戈击断了冠缨。冠缨断了，冠就戴不住。子路说，君子即便死，也不能免冠（君子死，冠不免），便一面用双手系着冠缨，一面被人砍成了肉泥。据《礼记·檀弓上》，孔子听到这个消息后，痛不欲生，立即吩咐厨房倒掉所有已经做好的肉酱。

孔子对于做官或者从政，有准备，有想法，也有策略。他的观点，是官要做，命更要保；原则要坚持，身体不能吃亏。怎么做呢？孔子的办法，首先是“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论语·泰伯》），其次是“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论语·宪问》）。第一段话当中的“危”，当然是危险的意思。所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就是危险的国家不去，动乱的国家不待。第二段话当中的“危”，有多种解释，杨伯峻、李泽厚等先生都译为“正直”，我同意。孙，读如逊，意思也是逊。所以，这话的意思就是：国家政治清明，就说话正直，行为也正直（危言危行）。国家政治黑暗，行为还是要正直，说话就得谦虚谨慎（危行言孙）。行为为什么要正直呢？因为行为不正直，就不是君子了。说话为什么要谨慎呢？因为说话不谨慎，惹毛了那些不讲道理的执政者，他们就把你“喀嚓”了。违心的事不能做，惹事的话不能讲，这就是孔子的原则。这让我想到了康德的主张：一个人所说的必须真实，但没有义务把所有的真实都说出来。两位圣哲之言，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所以，孔子很欣赏卫国的大夫宁武子。孔子说，宁武子这人不简单呀！他是“邦有道，则知（智）；邦无道，则愚。其知（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论语·公冶长》）。也就是说，国家政治清明，宁武子就聪明；国家政治黑暗，宁武子就糊涂。他的聪明，我们或许比得上。他的糊涂，我们就比不上了。一个聪明人，怎么说糊涂就糊涂了呢？很简单，装糊涂呗！事实上，愚不可及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只不过意思变了。

卫国的另外两位大夫，史鱼（史鰌，字子鱼）和蘧伯玉（蘧音渠），孔子也很欣赏。史鱼是“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蘧伯玉则是“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也就是说，无论政治状态如何，史鱼都一如既往地像箭一样直（如矢）。蘧伯玉呢？则是在清明的时候出来做官，黑暗的时候把本事藏起来（卷而怀之）。这两种态度，孔子也都赞成。为什么赞成史鱼呢？因为正直是君子的基本品格。为什么赞成蘧伯玉呢？因为孔子的主张，是“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论语·宪问》）。国家政治黑暗，你不把本事藏起来，人家逼你出来做官，可怎么办？

孔子欣赏的人，还有他的学生南容，也就是南宫适（适音括，也写作括）。南宫适是鲁国人，生卒不详。他的情况，是“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论语·公冶长》）。也就是说，国家政治清明，他保官；国家政治黑暗，他保命（李零《丧家狗》）。这样的人，孔子也喜欢，还把自己哥哥孟皮的女儿嫁给了他。

其实孔子自己，也不是那种一根筋的书呆子。他不但善于为人处世，应付权贵也有一套。比如孔子四十多岁住在鲁国的时候，鲁国的政治状态是不怎么好的。朝政先是被三家大夫把持，后来又被其中一家大夫的家臣阳货（也叫阳虎）把持。什么叫家臣？就是大夫之臣。家臣的任务，是帮助大夫打理采邑（齐家）。大夫的任务，则是帮助国君治理国家（治国）。国，是国君的。家，是大夫的。家臣只是大夫的助理，大夫也只是国君的助理。现在，国政居然被家臣把持，这就是礼坏乐崩，君臣错位，典型的名不正言不顺，双重的胡作非为了。孔子当然不愿意合作。

可惜一个人做不做官，并由不得自己。孔子对于阳货，也只能“惹不起，躲得起”。据《论语·阳货》，阳货执政时（估计就是鲁定公五年，即公元前505年），很想要孔子出来做官，也很想让孔子来拜访自己。孔子不去，阳货就送给孔子一只乳猪（应该是蒸熟了的，而且是派人送去的）。按照当时的礼节，孔子应该上门道谢。这下孔子难办了。他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便“时其亡也，而往拜之”。时，通伺，意思也是伺。也就是说，故意挑了个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回拜，没想到在路上撞个正着（遇诸涂），被阳货数落了一通。阳货说：你过来，听我跟你说！（来！予与尔言）国家混乱不堪，却揣着明白装糊涂，能够算作“仁”吗？（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孔子不吭气。阳货便自己说：不能！又问：明明喜欢做官，却一再错过机会，能够算作“智”吗？（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孔子又不吭气。阳货又自己说：不能！然后阳货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年龄不饶人呀！（日月逝矣，岁不我与）意思是你看着办吧！孔子没办法，只好假装答应出来做官。（诺，吾将仕矣）当然，孔子并没有当真去做，马上去做。他出仕，是在阳货离开鲁国之后。

阳货为什么一定要孔子出来做官呢？不清楚，大约是要搞“名人效应”。这也是历代统治者，尤其是那些僭主、权臣的惯用手段。比如后来的曹操，就网罗了诸如孔融之类的名流，来给自己撑台子、撑门面。阳货要孔子做官，或许有这意思。

其实，孔子还真不是中看不中吃的葫芦瓜（匏瓜），他老人家也是懂政治的。这可以用《论语·季氏》中的一个故事来证明。前面说过，孔子所在的鲁国，政治状态是不怎么好的。国君被大夫架空，大夫又被家臣挟持。鲁国的大夫中，势力最大的是季孙氏。阳货，就是季孙氏的家臣。孔子也做过季孙氏的家臣。季孙氏的当家人，先后有季武子、季平子、季桓子、季康子。阳货犯上作乱，就是在季桓子的时代。不过阳货的图谋后来并没有得逞。所以鲁国的政权，还是落在季孙家族手里。

大夫势力太大，国君当然不愿意。所以，季孙氏与国君的矛盾很大，双方都想设法干掉对方。于是，到了季康子执政的时候，他就想出了一个削弱国君的办法——攻打颛臾。颛臾（音专鱼），在今山东省平邑东，是一个风姓的古国，很小。按照当时的制度，方圆不到五十里的小国，不能直属天子，只能依附于大国，叫“附庸”。（请参看《孟子·万章下》）颛臾就是鲁国的附庸。季康子为什么要打颛臾呢？待会我们就知道了。

季康子打算攻打颛臾，这是大事。于是，在季康子手下做事的两个学生，就去报告孔子。这两个学生，一个是子路，还有一个是冉有。冉有长于政治，善于理财，当时的职位是“季氏宰”，也就是季康子的大管家。子路，也在季康子那里做事。不过，冉有和子路虽然是季氏家臣，有事还是要向孔子汇报。于是，冉有牵头，子路跟着，去见孔子。

孔子听说后，就批评冉有了。孔子说：阿求，这难道不该归罪于你吗（无乃尔是过与）？颛臾，那是我们鲁国存亡与共的藩属呀，为什么要去攻打（何以伐为）？冉有说：这是老板的意思（夫子欲之），我们两个都不同意（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一听，就知道冉有是忽悠，便反唇相讥说：老板要犯大错误了，你们都不管，要你们这些助理干什么？冉有只好又说：颛臾的势力不小了，离老板的封邑又近。（固而近于费）现在不拿下，只怕对子孙后代不利。（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说：阿求！君子最痛恨的，就是装腔作势不说实话。明明是自己有想法，还要找托词。你们说忧患，那我就告诉你们是什么忧患吧！依我看，你们老板的忧患，恐怕“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萧墙，就是宫内的小墙或者屏风。人臣见人君，看见它便肃然起敬，因此叫萧墙（肃墙）。所以，孔子这话的意思就是：季孙氏真正害怕的，并不是颛臾，而是国君。祸起萧墙这个成语，就从这里来。

孔子这话，击中了季康子的要害，也说明孔子很懂政治。实际上，季康子要攻打颛臾，就是害怕将来鲁君收拾他们的时候，颛臾会帮忙，这才要先下手为强。那么，季康子后来攻打颛臾了没有呢？不清楚，因为史无记载。但孔子因此而发表的一些政见，却流传千古。孔子对冉有和子路讲：我孔丘听说，诸侯也好，大夫也好，都“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为什么呢？因为“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如果能够做到这三条，则本国人安居乐业，外国人心悦诚服，就不会有忧患。自己的事情搞不掂（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却去琢磨发动内战（谋动干戈于邦内），怕是不行吧！

这段话很有名，问题也不少。许多学者都认为，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应该是“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贫和寡，错位了。这个说法有道理。什么是“贫”？就是贫困。什么是“寡”？就是稀少。贫困，是经济问题，稀少，是人口问题。均，是均衡；安，是安定。因此，孔子这话的意思就是：执政者应该忧患的，不是经济贫困，而是分配不均；不是人口稀少，而是人心不安。人心不安，人再多，又有什么用？分配不均，钱再多，又有什么用？还是要闹事，恐怕闹得还更凶。相反，均衡，就不怕经济贫困；和睦，就不怕人口稀少；安定，就不怕政权危险。这就叫“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孔子这话，不少人听了很受用，还不时拿来说事，甚至用来主张“吃大锅饭”，平均分配。其实孔子根本就没有这个意思。他的“均”，不是均匀，而是均衡。所谓均衡，就是按照不同的身份、地位、级别、名分来分配，即康有为《论语注》所谓“各得其分”。具体地说，就是级别最高的分配最多，级别最低的分配最少，既不能僭越，也不能弄得底层一点没有。儒家是主张等级制的，所以才先要“正名”，以便“按名分配”。至于“大家一样”的平均主义，对不起，那是墨家的主张，不是儒家的。

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在这里讨论了。现在的问题是，孔子一门心思想做官要从政，而且有准备，有想法，有策略，还懂政治。那么，他当上官了吗？

可以说当上了，也可以说没当上。孔子做过官的国家，一共三个：鲁、卫、陈。鲁国的官做得最大，一度以大司寇（公安部长）的身份摄行相事，但时间很短。从做中都宰算起，前后只有四年。在卫国做官时间最长，先后两次，加起来七年（卫灵公三年，卫出公四年）。在陈国就只有三年。做什么官，也不清楚。这样算下来，孔子做官的时间，共十四年，占他成年后生命的四分之一多。孔子到过的国家，除了鲁、卫、陈，还有周、齐、宋、曹、郑、蔡、楚。他做过官的国家，约占他所到国家的三分之一。看来，他是做官的时间少，碰钉子的时候多。更何况，即便做了官，他做官的三个目的（实施政治蓝图，实践学术主张，实现人生价值），也一个都没达到。更多的时候，是失望地离开。在鲁国，在他国，都如此。

这样一路钉子碰下来，结果是子路发脾气，孔子发牢骚。孔子六十一岁那年（公元前491年）曾经到陈国做官，六十三岁那年（公元前489年）离开陈国去蔡国，半路上被人围困，断了粮，一行数人都饿得爬不起来，当时子路就发脾气了。据《论语·卫灵公》，子路“愠见”，对孔子说：“君子亦有穷乎？”这里要说明一下。穷，是没路走，不是没钱用。在古代，没钱用叫“贫”，有钱用叫“富”；没地位叫“贱”，有地位叫“贵”；没出路叫“穷”，有出路叫“达”。达，就是通畅；穷，就是困窘。穷与达相对应，贫与富相对应，贱与贵相对应。贵贱、贫富、穷达，是三组概念。愠见，也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把“见”解释为见面的见，则“愠见”就是气冲冲地去见孔子。一种是把“见”解释为表现的现，则“愠见”就是愤怒之情溢于言表。总之，子路怨恨地对孔子说：君子也会走投无路吗？

子路发脾气，孔子怎么说？孔子说，君子当然也会有走投无路的时候（君子固穷），但君子不像小人，一遇到这种情况，就歇斯底里，胡作非为（小人穷斯滥矣）。很显然，孔子这话是批评子路，也是给自己和学生们打气。是啊，君子任重道远，岂能指望一帆风顺？因此“君子固穷”。问题是不管遇到什么困境，也不能自甘堕落，不能没了君子风度。这叫什么？这叫倒驴不倒架。

其实孔子也是有怨气的，而且还被别人看出。那是孔子在卫国时的事情。据《论语·宪问》，有一天孔子在室内击磬，门外有个挑草筐的汉子听见了。汉子说，击磬的这个人有心事呀（有心哉，击磬乎）！听了一会又说：你这样乒乒乓乓地敲，也太俗气了吧！（鄙哉，硁硁乎）你那点心思，不就是抱怨人家不了解你吗？（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水深，就穿着衣服过河；水浅，就撩起衣服过河嘛！（深则厉，浅则揭）这话什么意思？李零先生的解释是：世事的深浅你又不是不知道，干吗非得死乞白赖要别人理解你？孔子听了只好说：他说得如此果决，我就无话可说了。是啊，说什么呢？承认也不是，不承认也不是啊！

孔子有怨气，也发过牢骚。据《论语·公冶长》，有一天孔子忽然大发感慨：我的主张行不通呀（道不行）！真想坐只木筏子，到海上去漂泊。（乘桴浮于海）跟着我走的，也就是阿由吧？（从我者，其由与）子路听说，喜出望外，心想自己真是老师的得意门生。老师漂洋过海，不带别人，就带我。没想到孔子接着又泼了一瓢冷水，说“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这句话也有多种解释。一种解释是：子路这人也太勇敢了，这就不可取。（杨伯峻的解释）另一种解释是：子路倒是比我还勇敢，可惜找不到做木筏子的材料。（李零的解释）我比较倾向于李说。前面说过，子路和孔子的关系，有点像李逵和宋江。他口无遮拦，常常挨骂，很像李逵。忠心耿耿，近于盲从，也像李逵。老师说到哪里去，他连想都不会想，就会跟着走。孔子说“从我者，其由与”，是事出有因的。可惜“乘桴浮于海”，只不过说说而已。子路当了真，孔子哭笑不得，又不能说穿，就只好打圆场，说是“无所取材”（找不到做木筏子的材料）。

海外，其实是去不得的；海内，则徒然让人伤心。这就是孔子的状况。

那么，他该怎么办？

头号教书匠

好在孔子想得通。不能从政，那就为政。

什么叫“从政”，什么叫“为政”？从政，就是实际做官；为政，就是影响政治。其实为政一词的本义，是从事政治。据《论语·为政》，有人曾经问过孔子：“子奚不为政？”这话直译过来，就是“先生为什么不从事政治”。其实他的意思，是“先生为什么不出来做官”。孔子怎么回答呢？孔子说，《尚书》不是说了吗，要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把这风气推行到政治上去。（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这就是从事政治呀（是亦为政），还要怎样才算从事政治（奚其为为政）？于是，为政这个词，在《论语》中就有了特定的含义，即不但是参与政治，也包括影响政治。只要能够参与政治，或者影响政治，就是从事政治，也就是为政。做不做官，倒不一定。

实际上孔子一天都没离开过政治。前面说过，朝廷有什么事，那些在朝的学生是会报告孔子的。比如季康子打算攻打颛臾，冉有和子路就到孔子那里去请示汇报。这可能是规矩，可能是习惯，也可能是要向先生讨教，或者希望得到先生的支持。总之，做官的学生经常会向不做官的先生汇报工作。据《论语·子路》，有一次，还是冉有，也就是当季孙氏大管家（季氏宰）的那个，下班回来见孔子。孔子问他：怎么这样晚（何晏也）？冉有说，有政务（有政）。孔子说：是事务吧（其事也）！如果有政务，我虽然不在朝（虽不吾以），也会知道的（吾其与闻之）。可见，孔子即便不从政，也能为政。

这就好像有点问题，因为孔子还说过“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话。这话在《论语》中记载了两处，一处在《泰伯》，一处在《宪问》，好像与“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矛盾。其实“不谋其政”的关键词，是“谋”。谋，就是谋划，即进入操作层面。不谋其政，就是不越位操作，也不超出自己的权限来考虑政事的处理，但不等于不“思”（关心政治），不“施”（影响政治），不“为”（参与政治）。所谓“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怎样才能参与政治或者影响政治呢？

也有两个办法，一是游说君主，二是教书育人。游说的对象，包括国君，也包括执政的大夫。据钱穆先生《孔子传》和李零先生《丧家狗》，公元前517年，即孔子三十五岁那年，他到过齐国。公元前497年（孔子五十五岁），到公元前484年（孔子六十八岁），周游列国十四年。出国的目的，一是从政，二是为政。也就是说，如果有可能，孔子希望能在某个国家做官，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如果做不了官，则希望能够游说执政者，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所以我说，孔子如果活到今天，肯定会上《百家讲坛》，或者在网上开博客。这实在比东奔西走到处游说效率高多了。

孔子第一次出国，见了齐景公；第二次出国，在卫灵公、陈湣公、卫出公那里做过官，见过楚国的叶公，还打算见赵简子和楚昭王。但孔子的官做得并不开心，事也办得不顺。据《史记·孔子世家》，齐景公想用他，被晏婴拆台；楚昭王想用他，被子西拆台。齐景公原本是要把尼谿（尼溪）之田封给孔子的，晏婴如此这般一说，齐景公就变了卦，对孔子就敬而远之了（敬见孔子，不问其礼），后来干脆客客气气地把他打发回去。齐景公的做法也很绝。他先是谈待遇，说季孙氏那样的薪水寡人可是开不了。然后是找借口，说寡人老朽，没法用先生（此事《论语·微子》也有记载）。孔子只好回国。同样，楚昭王原本是要封给孔子七百里地的，子西头头是道一说，楚昭王就变了卦，孔子也只好离开楚国。晏婴和子西为什么要挡横呢？兹事体大，我们以后再说（见本书第五章第一节）。总之，孔子转了一大圈，还是没有出路。这可真是流浪的脚步走遍天涯，没有一个家，难怪有个郑国人要说他“累累若丧家之狗”（《史记·孔子世家》）。本国让他痛心，别国让他伤心，孔子岂非丧家？

从政不如意，为政碰钉子，孔子还有路吗？

有。什么路？育人。换句话说，就是把自己的学生培养出来，让他们去从政、为政，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仍据钱穆先生《孔子传》，孔子授徒设教，应该是在他三十岁那年（公元前522年）；而据李零先生的研究，孔子招收的学生，可以分为三批。第一批是在他三十五岁之前，住在鲁国的时候。第二批是在他五十四岁之前，自齐返鲁后。第三批是在孔子五十五岁到六十八岁之间，周游列国之时。这三批学生，我分别称之为“黄埔一期”“黄埔二期”和“黄埔三期”。此外还有年代不可考和不见于书传的，一大堆。

这样算下来，孔子的学生一共有多少？很多。历史上的说法，是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这在当时，可是一个惊人的数字，等于一个人又办北大又办清华。这还是在册的，此外还有编制外的。比如陈亢（音刚），我怀疑就是“编外粉丝”。陈亢，字子禽，生于公元前511年，比孔子小四十岁，陈国人。他在《论语》中出现三次，三次都是提问题，一次问孔子的儿子孔鲤，两次问孔子的学生子贡。问子贡的两次，一次记载在《子张》，是他问子贡：先生对仲尼恭恭敬敬（子为恭也），难道他老人家真比先生您强吗（仲尼岂贤于子乎）？这口气，很不像孔子自己的学生。其结果，当然是被子贡驳回，说他老人家生得光荣，死得可惜（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岂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比得上的（如之何其可及也）？还有一次记载在《学而》，是他问子贡：孔夫子每到一个国家，一定知道这个国家的政治状况（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是他自己问来的（求之与），还是别人告诉他的（抑与之与）？子贡说：这些情况，是靠他老人家的温和、善良、恭敬、简朴和谦让得来的。（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也就是说，正因为我们老师为人好，所以大家都乐意把情况告诉他。至于是他老人家主动问，还是别人主动说，并不重要。从这段对话看，陈亢也不像孔子的学生。

问孔鲤的一次记载在《论语·季氏》。孔鲤，字伯鱼，生于公元前532年（孔子二十岁时），卒于公元前483年（孔子六十九岁时）。陈亢比孔子小四十岁，比孔鲤也小了一辈，因此称孔鲤为先生。陈亢问孔鲤：先生您在老先生那里，也听到过一些什么特别的教导吧？（子亦有异闻乎）这意思很清楚：你爸当老师，你又是他的独生子，总该吃过小灶的。孔鲤回答说，也没什么特别（未也）。接下来，孔鲤讲了两件事。他说有两次，父亲大人“尝独立”，他自己“趋而过庭”，被叫住问了话。趋，就是小步快走，表示恭敬的意思。庭，则是建筑物台阶前的空地，即院子。也就是说，有一天，孔子一个人站在庭院里，孔鲤恭恭敬敬迈着碎步从他面前走过，结果被孔子叫住。孔子问他，学诗了吗？孔鲤回答，还没有。孔子说，不学诗，就不会说话。（不学诗，无以言）于是孔鲤“退而学诗”。又一天，孔子又是一个人站在庭院里，孔鲤又恭恭敬敬迈着碎步从他面前走过，结果又被孔子叫住。孔子问他，学礼了吗？孔鲤回答，还没有。孔子说，不学礼，就不会做人。（不学礼，无以立）于是孔鲤“退而学礼”。然后孔鲤告诉陈亢：我听到的，就这两条。（闻斯二者）结果陈亢非常兴奋，说我只问一个问题，就得到了三个答案：知道了诗，知道了礼，还知道君子要疏远自己的儿子。这口气，不但像粉丝，而且像媒体。

孔子的学生和粉丝这样多，他“招生”的时候有选择、有条件吗？或者说，孔门之中，有准入制度或准入标准吗？

许多人认为没有。因为孔子有两句名言，一句叫“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还有一句叫“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束脩，就是十条干肉。因此，不少人认为，只要交十条干肉，就能成为孔子的学生。身份地位、地域种族等等，都不是问题。后面这一点，差不多也是学术界的共识。比如杨伯峻先生就把有教无类这句话，翻译为“人人我都教育，没有区别”。李泽厚先生也把这句话翻译为“教学生不要分类别”，而且认为孔子能打破族类界限，实乃重大进步。

其实这里面有许多问题可以讨论。首先，束脩，或者十条干肉，是见面礼，不是学费。而且，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曾经听先师吴林伯先生说，束脩一语双关，还表示愿意接受约束和修理。显然，条件也还是有一点的，那就是要表示拜师的诚意。何况有所教诲，也不一定就是收为学生。回答他一些问题，也可以说是“吾未尝无诲焉”嘛！

其次，有教无类也未必是“无类而教”，即不分类别（身份地位、地域种族）地进行教育。实际上，要弄清楚什么叫有教无类，得先弄清楚“有A无B”这种句式。这种句式在汉语中有四种意思：一，只有A，没有B，比如有勇无谋、有名无实；二，有A，没有非A（B），比如有增无减、有过之无不及；三，既有A又没有A，比如有意无意、有一搭没一搭；四，如果有A，就没有B，比如有备无患、有恃无恐。“有教无类”属于哪一种呢？第一种不对。因为教与类不像勇与谋、名与实，是矛盾对立的两面。第二种也不对，理由同上。第三种更不对。能选择的，只有第四种，即“有A则无B”。比方说，有备则无患，有恃则无恐。同样，有教则无类。所谓“有教则无类”，就是说，人，原本是“有类”的。比如有的智，有的愚；有的贤，有的不肖。但通过教育，却可以消除这些差别。这就叫“有教则无类”，简称有教无类。可见有教无类是教育的结果，不是前提。这个观点，是谢质彬先生在1989年第11期《文史知识》提出来的，我同意。

通过教育来消除差别，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构想。因此，说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一点也不过分。可惜孔子并不能把全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差别都予以消除，这事他一个人做不了。他能做到的，也就是教好自己的学生。

于是我们要问：孔子招学生，都教些什么，又怎么教？

孔子的教学，有四教、四科之类的说法。四教，就是“文、行、忠、信”（《论语·述而》），也就是历代文献（文）、社会实践（行）、道德修养（忠）、行为准则（信）。四科，则是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论语·先进》）。文学不是诗歌、小说、散文，是熟悉文献；言语，则是能言善辩。德行和政事就不用解释了。总之孔子的学问，一是道德，二是政治。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国计民生、通商贸易，他都不关心。这是孔子的局限。

所以孔子教学生，主要也就两条：一是做官，二是做人。怎么教？主要也是两条：一是答问，二是讨论。答问的记录，《论语》中有很多。问孔子的人，有学生，也有别人。问的问题，也主要是做官和做人。我统计了一下，《论语》书中，孔子回答得最多的问题，是政治（包括做官、事君、为政），19次。其次是问对某个人的评价，12次。再次是问仁，9次。又再次是问礼，5次；问孝，3次；问君子，3次；问士，2次。其余，如问友、问知、问明、问达、问行、问好恶、问做人、问成人，也都可以归入问仁问孝一类。有人问过军事，孔子的回答是他不懂，没学过（《论语·卫灵公》），也有人问过鬼神，孔子的回答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这两个答案，都等于拒绝回答。拒绝回答当然也是回答。答案就是：这些问题我没兴趣。感兴趣的，只有政治学和伦理学。

其实即便是问文学，孔门师生也能扯到政治伦理上去。比如子夏向孔子问诗，两个人之间的问答就让人摸不着头脑。子夏，就是卜商，生于公元前507年，比孔子小四十四岁，“黄埔三期”的，也是孔子的重要学生之一。据《论语·八佾》，有一次子夏问：《诗经》上说“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什么意思呀（何谓也）？这话的前两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见于《诗经·卫风·硕人》。倩，笑容美好的样子；盼，眼睛明朗的样子。“素以为绚兮”是逸诗，杨伯峻先生翻译为“洁白的底子上画着花卉”，可以商量。其实“素以为绚”是倒装句，即“以素为绚”，因此应该翻译为“以本色为美”。也就是说，这三句诗的意思是：笑容甜甜的，眼睛亮亮的，最本色的，就是最美丽的呀！

这个意思实在是很清楚，子夏为什么还要问？显然，他是要举一反三。于是孔子回答“绘事后素”。绘事，就是画画；后素，就是“后于素”。也就是说，画画，要先用白颜色打底子，然后才能画花纹。这就已经是由此及彼，说开去了。谁知子夏竟大受启发，高兴地问：“礼后乎？”什么叫“礼后乎”？就是说，礼，也像绘画的花纹一样，要放在打底子的后面吧？孔子一听，喜出望外地说：阿商呀阿商，启发我的人就是你呀（起予者商也），我可以和你讨论诗了（始可与言诗已矣）！孔子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在孔子看来，礼乐也是要先打底子的。拿什么打底子？仁。仁爱或者仁义，就是礼乐的底子。仁为礼乐之本，当然要先仁义而后礼乐。这就叫“礼后”，或者说“仁先礼后”。

不过这样一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这句话的本意就变了，不再是“以本色为美”，而是“以本色为底”。所以杨伯峻先生的翻译，虽未必是诗的原意，却符合孔子的想法。曲解诗意的，不是杨先生，倒是孔夫子。那么，是孔子不懂诗吗？不是。他是故意曲解，也就是要借古人的话，说自己的事。原意不原意，曲解不曲解，严谨不严谨，他可不管。现在许多人都主张“我注六经”，痛恨“六经注我”，却不知道孔夫子恰恰是这种做法的老祖宗。当然，这样做，对不对，好不好，也可以另案讨论。至少我个人认为，在讲解经典的时候，还是先弄清原意，再发表看法为好。

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批评孔子。孔子的“曲解诗意”，其实是不怎么好批评的。为什么呢？环境不同，目的不同，想法也不同。孔子和子夏谈诗，并不是做研究，而是讲道理。他的这堂课，也不叫“诗经研究”。子夏问，孔子答，目的都不在诗之中，而在诗之外。诗的本意，也就并不重要。只不过这个弯，也实在转得太大了一点，让我们看得一头雾水。但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出孔子教学的方式：一是启发式，二是讨论式。

实际上，孔子也经常和他的学生讨论问题。据《论语·先进》，有一次（李零先生认为是在孔子六十岁以后），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四个人陪孔子坐着。子路和冉有，前面介绍过了。曾皙，名点，字子皙，生卒不详，大约比孔子小二十多岁。他是曾子（曾参）的父亲，为人比较另类，喜欢吃一种名叫“羊枣”的小柿子。公西华，名赤，字子华，生于公元前509年，比孔子小四十二岁。他们四个人陪孔子坐，是按年龄来排序的。小九岁的子路第一，曾皙第二，小二十九岁的冉有第三，公西华最后。

坐定之后，孔子就说：“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这话按照李泽厚先生的解释，就是我不过比你们大几岁，你们不要有顾虑。这是营造谈话氛围，很值得我们当老师的和做谈话节目的主持人学习。接着孔子问：你们平时总说别人不了解自己（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果有人了解，你们想干什么？（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这就是要讨论了。于是，子路想也不想就回答说（率尔而对曰）：一个有千乘战车的国家，夹在大国之间，外有强敌，内有饥荒。如果交给我去治理，三年之内，就能让国民人人有勇气，个个懂道理（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当时的制度，是以一千乘战车为一军。天子六军，大国三军，中国二军，小国一军。一个有千乘战车的国家，是个小国。子路打算去治理一个小国，志向不能说很大，也不能说很小。

子路说完，孔子就笑了（哂之）。哂，有两个意思。一是微笑，二是讥笑。孔子是微笑还是讥笑？回头再说，反正孔子笑了。又问冉有：阿求，你怎么样？冉有说：纵横六七十，或者五六十里的地方，我去治理，三年之内，可以解决温饱（可使足民）。至于建设精神文明的事，就得另请高明。（如其礼乐，以俟君子）

孔子又问公西华：阿赤，你怎么样？公西华说：我不敢说能干，只能说想学。我希望能够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在祭祀和结盟时做一个主持人。

孔子最后问曾皙：阿点，你怎么样？当时曾皙正在鼓瑟。鼓，就是弹奏。看来，孔子上课，是有人伴奏的，就像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按照杨伯峻先生的翻译，孔子问话的时候，曾皙的伴奏也正好接近尾声（鼓瑟希），便铿地一声把瑟放下站起来（铿尔，舍瑟而作），回答说：我和他们的想法不一样。孔子说：那又有什么关系？也就是各言其志罢了。于是曾皙就说：我向往的，是暮春三月，换了春装，和五六个青年人，六七个小孩子一起，在沂水边洗洗澡，在祭坛上吹吹风，唱着歌儿回家去。好嘛，艺术家！谁知孔子竟“喟然叹曰”，也就是长叹一声说：“吾与点也！”

孔子这个“吾与点也”是什么意思？要看“与”怎么解释。解释为“赞许”，就是“我赞成曾点的想法”。解释为“相与”，就是“我和曾点一起去”。当然，这两种解释也可以并为一种：我赞成曾点，我欣赏曾点，我和曾点一起去！

这就奇怪！孔子不是主张读书做官吗？子路想做的官最大，孔子为什么要笑他？曾皙不想做官，孔子为什么要赞成？孔子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学生？

谁是好学生

我们的问题，也是孔门弟子的问题。

讨论结束后，子路、冉有、公西华先走，曾皙后走。曾皙就问孔子：他们三个讲得怎么样？孔子说：也就是讲了各自的想法而已（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曾皙问：先生为什么要笑仲由呢？孔子说：治国靠礼，他一点都不谦让，所以我笑他。看来，孔子的“哂之”，是含有讥笑意味的微笑。曾皙又问：难道冉求讲的不是治国吗？孔子说，怎么不是？曾皙又问：那么公西赤讲的不是治国吗？孔子说：有祭祀，有结盟，不是治国是什么？如果阿赤都只能做小事，谁来做大事？

这次讨论，就到此为止，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谜让后人猜。比方说，孔子对他这四个学生到底怎么看？曾皙，好像是欣赏的，“吾与点也”嘛！其他三位呢？似乎没什么，不过“各言其志也已矣”。其实子路、冉有、公西华，都是孔子的好学生。他们三个的关系，也可能比较密切，多次同时在《论语》中出现。比如仍据《先进》篇，子路曾经问孔子：听到了就去做吗（闻斯行诸）？孔子说，父亲和兄长都在，怎么能听到了就做？（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也问了同样的问题：听到了就去做吗（闻斯行诸）？孔子说，当然，听到了就该去做。（闻斯行之）这下子公西华不懂了。同一个问题，怎么会有两种答案呢？所以他对孔子说：“赤也惑，敢问。”孔子回答说：“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求，就是冉有。由，就是子路。退，就是退缩。兼人，就是勇为。冉有这个人，大约比较瞻前顾后，因此孔子鼓励他勇往直前。子路这个人，则胆大妄为，因此孔子告诫他不要听风就是雨。孔子的因材施教，这条记载就是证明。

其实孔子对子路、冉有、公西华是有评价的，只不过不在这一篇，在《公冶长》。当时鲁国有个贵族叫孟武伯的曾经问孔子：子路、冉有和公西华是否“仁”。孔子的回答是，子路可以负责千乘之国的兵役和军政，冉有可以当邑县的长官和大夫的管家，公西华可以当外交官和主持人。至于他们是不是“仁”？不知道。此外，同为《先进》篇，还记录了孔子与季子然（可能是季孙家的人）的对话。这人问孔子，子路和冉有算不算“大臣”？孔子回答说，他们两个，可以算是“具臣”。意思也很清楚：不算大臣。

把这几条材料放在一起，孔子的看法就很明确了：他肯定子路、冉有和公西华的能力，而且说法和他们的自我评价一样，但对他们的境界有保留。什么是“具臣”？就是有工作能力的臣僚。什么是“大臣”？孔子的定义，是“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也就是说，以大道和正义来辅佐君主（包括诸侯和大夫）。如果行不通，就辞职。显然，子路和冉有还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孔子不承认他们是“大臣”。也所以，季子然又问了一句：那他们会一切都顺从老板，是老板的跟屁虫吗？（然则从之者与）孔子说，杀父弑君的事，倒不会跟着干。这就很清楚：子路和冉有，有工作能力，能够治国齐家；有道德底线，不会弑君杀父；但还没有达到“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最高境界。

这是子路和冉有。公西华呢？也是个有能力的，尤其擅长外交。据《论语·雍也》，公西华曾出使齐国。公西华走了以后，冉有就为他的母亲向孔子请求小米（请粟）。这个“请粟”是要还是借？不清楚。冉有为什么能向孔子“请粟”？因为擅长理财的冉有，这时是孔子的大管家（宰）。他是先当孔子的宰，为孔子理财，然后才当季康子的宰，为季康子理财的。冉有“请粟”，孔子怎么说？孔子说，给他六斗四升（与之釜）。冉有请求再加一点。孔子说，那就再加二斗四升（与之庾）。结果呢？冉有给出的小米，大大超过这个数字（与之粟五秉）。孔子就不高兴了。孔子说：阿赤出使齐国，坐着高级轿车（乘肥马），穿着漂亮衣服（衣轻裘）。君子“周急不继富”，只可雪里送炭，哪能锦上添花？

此事是一个疑案，有许多问题弄不清。比方说，公西华出差，为什么要孔子给钱？他出的究竟是公差（替鲁君办事），还是私差（替孔子办事）？公西华“乘肥马，衣轻裘”，他的母亲为什么还没钱用？公西华家里缺钱缺粮，他自己为什么不说，要冉有去“请粟”？这些问题，学术界历来争执不下。我认为，公西华出的是公差。他“乘肥马，衣轻裘”，是鲁君给他的待遇，也是为了鲁国的体面。但公款不能私用，公西华也不能把鲁君的钱给母亲，或者让母亲和自己一样“乘肥马，衣轻裘”。挪用公款是不忠，母亲没钱是不孝。忠孝不能两全，公西华只能如此。冉有却认为，一个人在外头风光体面，家里也不能穷兮兮的。可是这话并不能去对鲁君讲，也就只好向老师要钱。孔子认为冉有的要求有一定道理，就批准了六斗四升再加二斗四升。冉有呢？觉得这么一点小米，并不能使公西华的母亲也和她儿子一样体面，就自作主张给了一大笔。这就和孔子的想法不同了。孔子认为，即便是慈善事业，也不是这么做的。何况冉有的做法，还是慷他人之慨？

事实上，就在“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这一章后面，紧接着就有一条相关记录，也在《论语·雍也》。这记录说，孔子有个学生叫原思。原思就是原宪，字子思，生于公元前515年，比孔子小三十六岁，“黄埔三期”的。这人是个贫困生。如果说子贡是孔门弟子中最富的，原宪就是最穷的。公西华家里没钱，那是相对他在外面的风光而言。原宪却是真穷，穷得叮当响。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吧，孔子让他做了自己的管家（应该是在冉有做了季康子的宰之后），并给他“粟九百”。九百什么？斗？升？斛？石？不知道。但孔子的俸禄是“粟六万”，九百也算不少。可是原宪不要。孔子就说：你不要拒绝。自己不吃，也可以给乡亲们嘛！可见孔子并不小气，但有原则。该给就给，该多少就多少，不该给就不给。

当然这也只是我的猜测，姑妄言之。但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三点。第一，孔子的生活水平至少是小康，否则拿不出那么多钱来给学生。第二，孔门有如大夫的家族，有老板（孔子），还有管家（宰）。第三，孔门师生关系不错，有如家人。学生帮先生管事，还多少有一点自主权。同学之间，也像兄弟，连同学家里的事都管。

这就是公西华的情况。公西华达到了最高境界吗？也没有。孔子心目中的最高境界是什么？仁。孔子对公西华的评价是什么？和子路、冉有一样，也是“不知其仁也”。其他学生呢？孔子没说，估计也不算。因为在孔子看来，就连他自己，都达不到。孔子说得很清楚：“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也就是说，圣和仁这两种评价，我是不敢当的。孔子都不敢当，就别说是学生们了。

有人说，孔子这话是谦虚、客气，不能当真。因为在“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后面，还有孔子的自我评价——要说我这个人“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倒还差不多（可谓云尔）。于是人们就想：孔子，不会只是学习不厌烦、育人不疲倦吧？孔子的境界，也不会仅此而已吧？可见“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是谦虚。

孔子是谦虚吗？未必。实际上“为之不厌，诲人不倦”这个评价并不算低。所以公西华马上就接了一句：这正是我等学不来的（正唯弟子不能学也）。当然，公西华也可能是拍马屁。但不管怎么说，孔子自己不算“仁”，学生们也就算不了，包括曾皙。

那么，孔子欣赏曾皙什么？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曾皙这个人，在孔门弟子中，远不如他儿子曾参重要。他在《论语》中，也就出现了一次。按照孟子的说法，他也不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孟子说，孔子最欣赏的，是“中行之士”，叫做“中道”。次一等，是“狂放之士”，叫做“狂者”。再次一等，是“狷介之士”，叫做“狷者”。最次一等，是“好好先生”，叫做“乡原”（也叫“乡愿”）。中行之士不偏不倚，中规中矩，合于中庸之道，最好。狂放之士积极进取，但志大才疏，次之。狷介之士洁身自好，但消极无为，再次。好好先生表面上一团和气，实际上同流合污，看起来还无可指责，最坏，简直就是贼害道德的人，即“德之贼”。曾皙，就是第二等的狂放之士，即“孔子之所谓狂”（《孟子·尽心下》），孔子怎么会十分欣赏？但如果孔子并不欣赏，请问他那个“吾与点也”又是什么意思？

对不起，没人知道。就连曾皙自己，大约也一头雾水。下课以后，他故意落在后面，问这问那，就因为不明白老师为什么单单夸他。可惜曾皙不敢直接问，孔子也不直接答。说了半天，还是不清不楚，惹得后人乱猜。从朱熹开始，就各种说法都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倒是比较赞成李泽厚先生的观点，孔子也许不过“一时赞叹”，未必有什么深意。但要说一点意思都没有，怕也不是。意思嘛，应该还是有一点的。事实上，即便曾皙本人不是孔子最欣赏的学生，他那个“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志愿，孔子还是真欣赏。所谓“吾与点也”，既是孔子“一时之赞叹”，恐怕也是他“由衷之赞叹”。

这就有点意思了。什么意思呢？我认为就是“乐”。

乐，是孔子学说的重要范畴之一。在孔子那里，做人的最高境界是“仁”，治学的最高境界就是“乐”。孔子有句名言，叫做“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也就是说，对于知识和学问，知道不如喜欢，喜欢不如快乐，快乐是最高境界。为什么？孔子没说，但可以从他的另一句话去猜。孔子的另一句名言，是“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还有一句话也可以做参考，就是“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己，就是自己；人，就是别人。为己，就是为自己；为人，就是为别人。同样，求己，就是求自己；求人，就是求别人。所以这两句话，就可以理解为“为人不如为己”和“求人不如求己”。

这就很难被某些人接受。孔夫子，大圣人，怎么会说这种自私自利的话？于是后世的一些儒生，便千方百计来做一些曲里拐弯的解释，比如把“求”解释为要求、责备。其实，如果我们把这话界定在学习的范围内，就完全正确。人，为什么要学习？归根结底，在为了自己。往小里说，是为了自己能够自食其力谋生；往大里说，则是为了自己能够堂堂正正做人。甚至我们还可以说，自食其力谋生，正是堂堂正正做人。谋生，是每个人自己的事，别人替代不了。做人，也是每个人自己的事，别人也管不着。为了自己能够问心无愧地活着而做人，这是君子；为别人活着，做给别人看，这是小人。这就叫“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自己，也就只能靠自己。所谓“求诸己”，就是靠自己。所谓“求诸人”，就是靠别人。别人和自己，谁可靠？自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国际歌》的说法，比那些酸腐文人的解释好。

读书学习做学问，既然是为了自己，也只能依靠自己，那就必须快乐。因为学习的目的，原本就是人的幸福。如果这幸福的表现形式居然是痛苦，那它还是不是幸福，就成了问题。何况在孔子看来，学习是终身的事。如果学习是痛苦的，岂非让人痛苦一辈子？实际上，孔子一直都在强调快乐。《论语》的第一句话，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论语·学而》）。这也是一句历来说不清的话。时，是按时，还是时时？习，是练习，还是复习？有争议。但学习应该快乐、愉悦，则是肯定的。其实你看孔子的教学，比如他和学生之间的讨论，是何等的快乐。他的课堂，简直就是《快乐大本营》。所以，我从来不赞成什么“学海无涯苦作舟”，更不主张“头悬梁锥刺股”。我的口号是：如果所有的学校和课堂都充满快乐，中国的教育就真正成功了！

学习是快乐的。谁在学习中快乐，谁就是孔子的好学生。曾皙是否做到了这一点，我们不清楚。但他至少是快乐的，或者认为快乐是重要的，所以孔子赞成他。但是，如果既像孔子一样好学，又像曾皙一样快乐，恐怕就非成为孔子最钟爱的学生不可。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颜回。颜回，字子渊，所以也叫颜渊。他生于公元前521年，卒于公元前481年，比孔子小三十岁，“黄埔二期”的。颜回经常受老师表扬，最讨孔子喜欢。而且，孔子表扬他的话，都很过头。比如前面说过，曾经两次有人问孔子“弟子孰为好学”，孔子都回答“有颜回者好学”，还说颜回一死就没有了，好像别人都不是他的学生（分别见《论语·雍也》和《论语·先进》）。孔子甚至还说，他的学生当中，只有颜回能够做到“其心三月不违仁”，也就是长时间地不违背仁德。至于其他学生，顶多撑他十天半个月（《论语·雍也》）。好家伙！幸亏颜回只是“不违”，还不算“达到”。否则，他连老师都超过了。

颜回为什么讨老师喜欢呢？也有许多原因，比如好学、听话、善悟等等。但我以为，颜回的“乐”，恐怕是重要原因。孔子曾经这样赞美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箪，就是盛饭的竹篮；瓢，就是舀水的瓜瓢。所谓“一箪食，一瓢饮”，也就是生活极其贫困简单。这是许多人都忍受不了的（人不堪其忧），只有颜回“不改其乐”。穷开心吗？喜欢住贫民区吗？当然不是。颜回之乐，显然不在箪食、瓢饮、陋巷，而在谋道、读书、做学问。也就是说，只要能够治学悟道，颜回就快乐。吃什么，喝什么，住在哪里，无所谓。这就叫“不改其乐”。其，就是颜回的。其乐，就是颜回自己的、本来的、固有的乐。所以，颜回“不改其乐”，就意味着他把学问和道德本身当作了快乐。这就是谋道治学的最高境界了。难怪孔子要像唱咏叹调一样地夸他：贤哉回也！贤哉回也！

孔子不但夸颜回，还要当着别的学生夸，和别的学生做比较。比如我们前面就说过，孔子曾经问子贡，你和颜回哪个更强。子贡这人乖巧，马上就说颜回比阿赐强多了，结果孔子大为高兴。孔子甚至替颜回抱不平。他说，颜回的学问和道德都好啊（回也其庶乎），可是一贫如洗，穷得叮当响（屡空）。阿赐不守本分（赐不受命）去做生意，投机取巧，却一猜一个准（亿则屡中），次次发大财。（《论语·先进》）这话恐怕有问题。颜回自己都“不改其乐”，您老人家着的哪门子急？安贫乐道固然好，经商做官也不错嘛！想当年，您老人家想回国，不就是子贡和冉有在张罗吗？（请参看《史记·孔子世家》）子贡不挣钱，冉有不做官，大家都学颜回，您老人家周游列国，谁赞助呀？您老人家打道回府，谁帮忙呀？

所以，孔子夸颜回，就有人服，有人不服。谁不服？子路。据《论语·述而》，有一次，孔子当着子路的面对颜回说：有人用，就做官（用之则行）；没人用，就归隐（舍之则藏）。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咱俩吧！（唯我与尔有是夫）子路一听就不高兴了。子路说：先生如果行军作战，又和谁一起？（子行三军，则谁与）孔子当然明白子路的意思，就反唇相讥说：反正不和空手打虎、赤脚过河、死了也不后悔的人一起！

哈哈！可真是好玩！这哪像圣人和圣徒对话，简直就是小孩子吵架斗嘴。但我读《论语》，最喜欢的就是这种真实的场面。我和李泽厚、李零先生一样，最喜欢子路和子贡。他们一个有勇，一个有谋，就像李逵和吴用，实在是爱煞人也！事实上，子路的话是有道理的。您老人家总是夸颜回，请问做事靠谁，用钱靠谁，平治天下保家卫国又靠谁？

但孔子的话也有道理，那就是子路的有勇无谋不可取。孔子其实也是喜欢子路的。他曾经这样赞美子路：穿着旧袍子，和穿皮大衣的人站在一起，却心安理得毫无愧色的，也只有阿由吧？别人阔气不嫉妒，自己贫困不贪求，怎么会不好？子路难得一回表扬，就老念叨这几句。孔子又说，不过如此，念叨什么？（《论语·子罕》）这就是敲打了。孔子为什么总是敲打子路？就因为子路太冲了，危险！他担心子路会出问题。据《论语·先进》，孔子甚至说过这样的话：像阿由这样的，恐怕不得好死吧！（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孔子这话，原本带有开玩笑的意思。当时孔子和四个学生在一起谈话。大孝子闵子骞恭恭敬敬，一脸的严肃；冉有和子贡谈笑风生，快快活活。子路呢？“行行如也”（行音航，去声），也就是愣头愣脑，罡罡的。孔子就说了这句玩笑话，没想到却不幸成为事实。公元前480年，卫国发生了内乱，情况十分危急。因为“弟子多仕于卫”（《史记·孔子世家》），所以孔子非常担心。据《左传·哀公十五年》，孔子说：阿柴是会回来的，阿由可是死了！（柴也其来，由也死矣）柴，就是高柴，字子羔或季羔（柴是一种羊，柴羊），“黄埔二期”的，比孔子小三十岁（或四十岁）。他个子很矮，相貌较丑，智商不高。据《论语·先进》，孔子对他和子路的评价，是高柴愚笨（柴也愚），仲由鲁莽（由也喭）。结果，矮小愚笨的高柴回来了，强壮英武的子路牺牲了，而且死得很悲壮，很惨烈。（请参看本章第三节）孔子的心里，真是很难过。

子路壮烈牺牲，是在孔子七十二岁那一年。这时，孔子的状况和心境又如何？

伤心事与玩笑话

孔子的晚年，很孤独，很伤感。

孔子是在他六十八岁那年（公元前484年），应季康子之召回国的（子贡和冉有很可能起了作用）。但季康子的意思，是只想用他的学生，不想用他。结果，是“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史记·孔子世家》）。他闲居在家，度过了自己最后的时光。

这几年，几乎年年都有伤心事。孔子回国的第二年，他的独生子孔鲤去世，终年五十岁。第四年，他的得意门生颜回去世，终年四十一岁。第五年，忠心耿耿又经常挨骂的老学生子路壮烈牺牲，终年六十三岁。爱子既丧，贤契又亡，孔子的心情可想而知。到了第六年，即公元前479年，孔子自己也撒手人寰，终年七十三岁。

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孔子对自己的死似乎早有预感。据《论语·阳货》，有一天，孔子突然说：我不想说话了（予欲无言）！子贡听说，吓了一跳。他对孔子说：先生不说话了，我们这些做学生的怎么办？我们往下传述什么呀（则小子何述焉）？孔子说：老天爷说了什么呢？老天爷什么都没说，可是四季照样运行，万物照样生长。老天爷说了什么呢？（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孔子说这话，不知是在什么时候，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另外两句话，意思就很清楚。这两句话，一句是“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还有一句是“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凤，就是凤凰；图，就是河图。这两样，在古代都是所谓祥瑞，也就是吉祥物。周公，是孔子心目中的大圣人。孔子这一生，时时刻刻都把周公搁在心里，老梦见他，其实就是想恢复周公创立的礼乐文化和礼乐制度，我们以后还要再说。可是到了孔子的晚年，不但凤凰和河图总也盼不来、看不见（事实上从来就没看见过），就连周公，也不复梦见了。人活着，要有梦。那流行歌曲不也唱“至少我们还有梦”吗？然而晚年的孔子，却连梦都没有了。所以他说：我恐怕是不行了（甚矣吾衰也），我恐怕快完蛋了（吾已矣夫）！

孔子伤心，子路还要添乱。据《论语·子罕》，有一次，孔子病重，子路便自作主张“使门人为臣”。什么叫“使门人为臣”？就是安排同学们组织“治丧委员会”。没想到孔子病又好了。这下可麻烦了。孔子闻讯，大发雷霆，痛骂子路。孔子说：仲由这家伙，从来就不老实。他搞诈骗，已经是由来已久了！（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没想到这回还逼着我搞诈骗（无臣而为有臣）！我骗谁（吾谁欺）？骗老天爷吗（欺天乎）？

这段话有点费解。一般人都会想，子路这事确实做得不靠谱。人还没死，你组织什么治丧委员会？但这顶多也就是做事不过脑子，怎么是搞诈骗（行诈）呢？原来，这里面有个弯弯绕。这个弯弯绕，就是“为臣”，即子路组织的那个治丧委员会。按照当时的制度，只有诸侯去世，才能“为臣”。后来，礼坏乐崩了，大夫去世，也组织。而且，古代的“为臣”，与现在的治丧委员会还不同。现在的治丧委员会，是人死了以后才工作。古代的“为臣”，却是人死之前就工作，当着活人的面就操办丧事，比方说换寿衣、整容什么的（请参看杨伯峻先生注），现在某些农村还有这种习俗。这不是咒人死，而是要让人死得风光体面。何况在子路看来，孔子好歹也是做过鲁国大司寇的，也是大夫。别的大夫可以“为臣”，孔子怎么不能享受这个待遇？国家不来组织，那我们就自己来组织，反正不能让先生死得窝囊寒酸。所以，子路“使门人为臣”，其实是一片好心。

问题是孔子的想法不同。孔子认为：“为臣”既然是诸侯之礼，那就不能僭越。别的大夫僭越，是他们的事，我孔丘不能做。我孔丘明明没有资格成立治丧委员会，你们还偏偏要搞（无臣而为有臣），这不是“行诈”是什么？这事如果得逞，则自己维护礼法的一世英名，岂非毁于一旦？只怕还会落下欺世盗名的恶评。所以孔子怒不可遏，认为子路是“绑架”了自己来搞诈骗，这才赌咒发誓说“吾谁欺，欺天乎”。意思也很清楚：这种勾当，就连人都骗不了，你还想欺天？

至于自己是否死得风光体面，孔子也另有想法。他骂子路说：我难道一定要死在“治丧委员”手里吗？我是宁肯死在学生们身边的！（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就算我死得并不风光，难道会死在马路边吗（予死于道路乎）？显然，孔子对自己的身份有定位。这个“位”，就是教书匠。教书匠用不着搞什么治丧委员会。能够死在学生们身边，有学生追悼怀念自己，就是最大的光荣，干吗非得享受贵族和官员的待遇？这个观念，可真是让人肃然起敬。就冲这一条，我们也敬重他老人家一辈子。

可惜孔子管得了生前，管不了身后；管得了子路，管不了子贡。孔子去世以后，子贡带头，加上其他学生（宰我、有若等等），众人拾柴，众志成城，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齐心协力，还是把他抬上了圣坛。

不过这已是后话，现在还说眼下。从前面这个故事里，我们能看到什么呢？第一，孔子是尊礼之人。他用自己对后事的安排，实践了自己的主张，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第二，孔子也是性情中人。他心里想什么，就会表现出什么。一旦发怒，便全然没有什么温良恭俭让。

事实上，孔子也和我们一样，有着普通人和正常人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而且不乏幽默感。我们读《论语》，看见里面满篇都是格言，常会以为孔子平时也是格言不离口。其实这是误解。孔夫子三十岁开始教学生，差不多一直教到七十三岁。这四十多年光景，得说多少话，岂能句句是格言？那可真成不会说人话的了。《论语》不过是把这四十多年的话，挑了又挑，拣了又拣，最后又集中了起来，可不就成了“格言篓子”？好在《论语》还保留了不少有趣的情节，让我们看到孔子真实的另一面。正是这另一面，让我们看见了真孔子。

他敢哭。孔子哭颜回，可谓感天动地。颜回去世那年，孔子七十一岁，颜回四十岁。白发人送黑发人，孔子哭得昏天黑地。据《论语·先进》，当时孔子痛哭流涕地说：哎呀！这是老天爷要我的命，这是老天爷要我的命呀！（噫！天丧予！天丧予）旁边的人说：先生太悲痛了（子恸矣）！孔子说：真的太悲痛了吗（有恸乎）？我不为这样的人悲痛，又为谁悲痛？（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可是他没有想到，第二年，子路也死了。据《公羊传·哀公十四年》，孔子再一次悲痛欲绝地哭着说：哎呀！这是老天爷要断绝我呀！（噫！天祝予）孔子这时，真是欲哭无泪。

他敢骂。孔子骂宰予，可谓狗血喷头。宰予，字子我，生卒不详，“黄埔二期”的，言语科。据《论语·公冶长》，有一次，宰予大白天睡大觉（宰予昼寝），被孔子发现，结果遭到痛骂。这里有个细节值得注意，就是《论语》一书提到孔门弟子，只要是描述性的，一般都称字，比如颜渊、子路、子贡、子夏、曾皙、冉有。个别的还称子（先生），比如曾子（曾参）、有子（有若）。只有在记录孔子原话时，才称名。因为按照当时的礼节，长辈称呼晚辈、老师称呼学生，每个人称呼自己，都称名。比如孔子对尊者说话，就自称“丘”；对学生说话，就自称“吾”；称呼学生，则一律回、由、赐、商、点、求等等。叫学生而称字，是“非礼”；说自己称字，也是“非礼”。所以我们看一些电视剧，孔子自称孔仲尼，曹操自称曹孟德，真是觉得可笑。孔夫子如果看了这些戏，非给那些编剧和导演一耳光不可。

这个规矩是不能不讲究的。因为名为卑，字为尊。这叫尊卑有序，是礼。依礼，后辈称呼前辈，平辈相互称呼，都要称字，否则也是“非礼”。但如果是对长辈、老师、君主说话，提到同辈，也只能称名，以示对长辈、老师、君主的尊重。《论语》是后世儒生编的，在陈述句中提到孔子的学生，当然必须称字，包括对宰予。事实上宰予在《论语》中出现五次，四次都是“宰我”，只有这次是“宰予”。为什么呢？恐怕是因为他挨骂。

孔子怎么骂宰予？他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杇，就是把墙壁抹平。粪土，就是脏东西、污秽物，包括粪便又不限于粪便，也就是垃圾吧！垃圾垒的墙，当然没法粉刷，也不值得粉刷。孔子说宰予是朽木，是粪土之墙，等于骂他是垃圾。何况还有“于予与何诛”。这话翻译过来就是：宰予这家伙，我都不知道骂他什么才好！

宰予被骂作垃圾，孔子还要说“不知道骂他什么才好”，简直就是深恶痛绝了。然而宰予挨骂的原因，却不过是“昼寝”。这就不能只看表面情况，要到孔子后面的话去找原因了。孔子在后面说什么呢？孔子说：过去我对别人，是“听其言而信其行”。现在我要改了，改成“听其言而观其行”。从什么时候改的？就从宰予开始。看来，孔子痛骂宰予，是因为他说话不算话。可能他原本信誓旦旦要奋发图强，结果却来了个“昼寝”，岂非骗子？

当然，事实上宰予并不是骗子。相反，他也是孔子的好学生。后来，子贡搞“造圣运动”，宰予也是出了大力的。据《孟子·公孙丑上》，宰予甚至说“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意思是尧舜都比不上孔子。好嘛！孔子一顿臭骂，竟骂出个骨灰级的忠实信徒。于是我们就很想知道，这是为什么？或者说，孔子为什么会成为他学生心目中的圣人？

原因我想也很多。比方说，在文化上，孔子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学术上，孔子出类拔萃，总其大成；在道德上，孔子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在教学上，孔子循循善诱，诲人不倦。这些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就不说了，何况恐怕根本就说不全。这里只说其中之一，那就是孔子真实坦诚的人格魅力。

孔子真实坦诚吗？是。他甚至不掩饰对某个人或者某些人的憎恶或厌恶。据《论语·子路》，有一次，子贡问孔子怎样才可以叫做“士”。士，原本是当时一个特殊的阶级或阶层（请参看本书第五章第五节），大约相当于现在的“知识分子”（李泽厚先生便如此翻译）。不过在孔子那里，阶级或者等级，是要和品级相匹配的。匹配，才叫名副其实。比如君子，原本是阶级或者等级（贵族）。但在孔子那里，同时也是品级。因此，一个人，光有君子的身份地位还不行，还必须同时具备君子的品位和修养，才配称为君子。子贡的问题也如此。他问“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其实就是问：究竟怎样才配称为士。

对此，孔子的回答是：爱惜羽毛，懂得羞耻，出使四方，不辱君命，就可以叫做士。子贡问：次一等呢？孔子说：族人称赞他孝顺父母，乡亲称赞他尊敬长老。子贡又问：再次一等呢？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这就是浅薄固执的小人了，不过马马虎虎也可以算作最次一等的。子贡再问：现在那些搞政治的人怎么样？孔子的鄙夷立马溢于言表：“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斗，就是量斗；筲（音稍），就是饭篮。斗筲之人，也就是度量狭小见识短浅的人。所以这话也可以翻译为：哼！那帮家伙，算得了什么！刚才说过，就连那些“言必信，行必果”的“硁硁然小人”，都勉强可以算作最次等的士（亦可以为次矣）；而所谓“今之从政者”，却是“何足算也”。可见孔子对当权派的评价，还在小人之下。更值得注意的是，孔子的这种蔑视还要毫不掩饰地表现出来，岂非性情中人？

孔子甚至还干过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据《论语·阳货》，有一个名叫孺悲的人想见孔子。孔子不见，让门房对他说自己病了。可是，传话的人刚出门，孔子就“取瑟而歌，使之闻之”，也就是又奏瑟又唱歌，还故意让那人听到。这意思就再清楚不过：我没病，好着呢！就是不见你！为什么不见，不清楚，反正是不给面子。

顺便说一句，孔子是很喜欢音乐，也会唱歌的。《论语·述而》说，孔子和别人一起唱歌，如果唱得好（与人歌而善），就一定请那人再唱一遍，自己“而后和之”。和，音贺。这个“而后和之”是什么意思？是唱第二段？还是唱另一声部？我认为是伴唱。比如《好汉歌》，第一句是：大河向东流哇，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哇！这是独唱。接下来是：嘿呵嘿呵参北斗哇，水里火里不回头哇！这就是伴唱。所谓“与人歌而善”，按照李零先生的翻译，就是“发现别人唱得好”。和别人一起唱歌，发现别人唱得好，孔子就心甘情愿地做伴唱。大家想想，孔子这人，是不是特可爱？

我们还可以说一件证明孔子可爱的事。孔子有个学生叫言偃。言偃，字子游，“黄埔三期”的，文学科，当过武城的宰。子游做武城宰的时候，孔子曾经去参观或者视察。据《论语·阳货》，孔子一到武城，就听到了“弦歌之声”。孔子就笑了，说“割鸡焉用牛刀”。这意思也很明白：巴掌大的地方，也用得着一本正经办教育，搞礼乐教化？子游说：学生听先生讲过，君子学习礼乐就有爱心，小人学习礼乐就听使唤。（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孔子马上就改口说：同学们，阿偃的话是对的，我刚才是开玩笑。

孔子真是开玩笑吗？未必。我们知道，武城是鲁国国都曲阜附近一个小邑，大约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一个乡。子游在那里推行礼乐教化，多少有点小题大做。所以孔子的“割鸡焉用牛刀”，就至少有点调侃。但这事不能较真。巴掌大的地方，那也是地方呀！礼乐教化既然“放之四海而皆准”，你就不能说小地方用不着。所以，子游一较真，孔子就不好再调侃，只好打哈哈，说“前言戏之耳”。当时的神态，我想一定很好玩。

这就是我在《论语》中读出的孔子。他有血有肉，真情实感，不掩饰，不做作，有时还憨态可掬。我喜欢这样的孔子，不喜欢后来被圣化的孔子。

真实的孔子很孤独。据《论语·宪问》，孔子曾经对子贡说：没有人理解我呀（莫我知也夫）！子贡问：怎么就没人理解先生呢（何为其莫知子也）？孔子说：不抱怨老天，不怪罪别人（不怨天，不尤人），点点滴滴从下面学起，争取达到最高境界（下学而上达）。理解我的，只有老天爷吧（知我者其天乎）！

这段话不好理解。比如“下学而上达”，就各种解释都有。可是谁也不敢说自己的解释就合于孔子本意，我的翻译也一样。“不怨天，不尤人”的本意倒是清楚，但孔子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就不清楚了。一种解释是：子贡问孔子，怎么就没有人理解先生呢？孔子回答说：因为我“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这是只有老天爷才能理解的。另一种解释是：孔子并不正面回答子贡的问题，只是说，尽管没有人理解我，我还是“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能理解的，只有老天爷吧！第一种解释是回答，第二种解释是回应。到底是哪一种，就不清楚了。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孔子认为没有人理解他。

实际情况，也大约如此。很多人都不理解孔子，包括他的学生。据《论语·述而》，孔子曾经对他的学生说：你们以为我有什么隐瞒的吗（二三子以我为隐乎）？我没有什么隐瞒的呀（吾无隐乎尔）！我没有一件事情是要瞒着你们，不告诉你们，不让你们知道的。（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这就是我，孔丘！（是丘也）

孔子这话是什么时候说的，对谁说的，为什么要说，都不清楚。怎么理解，也众说纷纭。但我读来读去，总觉得里面有文章。我甚至怀疑，是不是有学生表示出对先生的不满，而且这不满还很强烈，孔子才会出来发表这个声明。这可是没有证据的事，姑且存疑吧！但如果当真被学生怀疑，那是很伤心的事情。

不过更让孔子伤心的，恐怕还是他的理想不能实现，主张不能实行。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临终前对子贡说：天下失去正道和正义，已经太久了。（天下无道久矣）没有人能够继承我的思想，完成我未竟之事业。（莫能宗予）这话子贡听了，可能不以为然：怎么没有人？我们这些学生，不都是接班人吗？但我以为，孔子说的是真心话，也是实话。他的理想，恐怕直到现在也实现不了。后世尊奉的，都是走了样、变了味的孔子。这可是他老人家左右不了也奈何不得的事。

或许，这就是孔子了。他是文化巨匠，是失意官员，是模范教师，是孤独长者，是性情中人，还是众矢之的。自从孔子创立了儒家学说和儒家学派，他和他的学说、学派，就成了后世必须面对的对象，无法回避的话题，谁都绕不过去。墨家、道家、法家，群起而攻之；儒家自己，则一面继承维护，一面修正发展。但无论是继承和发展，还是反对和修正，其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各不相同。墨家、道家、法家之间，包括儒家内部不同派别之间，也要各抒己见，相互批判。由此，便引发了一场历时三百多年之久的跨世纪大辩论，这就是本书要说的事情——先秦诸子百家争鸣。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间很长，问题很多，情况很复杂。但简要一点，也可以概括为三场大辩论，或者“三大战役”。第一场是儒墨之争，争论的焦点是“仁爱还是兼爱”；第二场是儒道之争，争论的焦点是“有为还是无为”；第三场是儒法之争，争论的焦点是“德治还是法治”。在后面的章节里，我们就为大家一一道来。